美国专利创造性制度的司法变迁/石必胜(8)
四、主要启示
（一）专利创造性制度法律移植的启示
美国专利创造性制度的司法变迁为法律移植的研究提供了鲜活的样本。德国比较法学家格罗斯菲尔德（Grossfeld）是主张法律不可移植的代表之一，他认为文化、地理、语言、宗教等都会阻碍法律移植，甚至提出“法律的不可移植性规律”。[55]美国专利创造性制度的司法变迁表明，习惯很难改变，尤其是一个职业共同体的习惯。在1952年《专利法》生效后，美国专利局仍然在专利性判断中认为如果缺乏“发明”则不授予专利，而且关税和专利上诉法院也保持相同的习惯。[56]这种情况经过较长时间后才逐渐改变。美国的专利创造性制度史表明，法律移植面临各种各样的难题。但是，美国专利创造性相关判例法的广泛移植，也佐证了法律的可移植性。欧洲和美国似乎是用了不相同的思路来规定创造性，但欧洲专利局的专利审查指南也专节规定了显而易见性。[57]欧洲专利局上诉委员会还专门解释了显而易见的含义。[58]美国1952年《专利法》第103条（a）款的最后一句话是，专利性的认定不受发明完成过程的影响。[59]我国1993年专利审查指南就借鉴了此规定，而且这一规定在历次专利审查指南的修改中都予以保留。美国专利创造性的判例法的广泛移植还体现在判例的直接引用上。1979年美国有个判例涉及到带凹槽以排除表面水的碳刹车盘的发明。[60]《美国专利审查指南》引用了该案例，[61]《日本专利审查指南》引用了该案例，[62]我国专利审查指南也引用了该案例。[63]上述事实佐证了沃森（Watson）关于现实中大量存在法律移植并认为法律移植具有可行性的主张。[64]
专利法是一个受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影响不大的部门法，专利权国际保护不断完善和发展成为专利创造性制度法律移植的根本原因。专利创造性制度的可移植性为借鉴外国的专利创造性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我国的专利审查和专利审判实践中，有选择地借鉴外国的专利创造性判断规则将会有助于完善我国的相关制度。
（二）司法主导作用的启示
美国司法为专利创造性制度的创设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制定法没有规定专利创造性制度的情况下，美国司法通过判例创设并不断发展了专利创造性制度。享有盛誉的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的汉德法官对促进专利创造性判断的客观化起到重要作用，其在专利创造性判断中总是求助于辅助判断因素。[65]他多次解释了发明的技术背景知识对创造性判断的重要性，[66]其在1952年《专利法》第103条制定后，仍然坚持上述原则，直到1966年美国最高法院在Graham案中对辅助判断因素的正式认可。瑞奇在担任法官前参与了美国《专利法》第103条的制定，而且在担任法官后对于第103条正确适用起到重要作用。瑞奇一直在努力主张采用显而易见性标准，其在参与《专利法》修改中强调专利性“不应当被贡献完成的方式所否定”，瑞奇的主张体现在了《专利法》第103条的规定中。因为对第103条的制定作出了巨大贡献，瑞奇后来被称为“专利法创建之父”。[67]由于瑞奇对第103条的贡献，他在1956年成为第一个被任命为关税和专利上诉法院的专利律师，后来，他被任命为该法院的法官。他不断利用自己的职位促进第103条的正确适用，作出了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判决。[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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