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发展权的理论基础与制度前景/陈柏峰(21)
[14] 宋亚辉：《新权利的生成：以“户外广告发布权”为例》，《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年第3期。
[15] 前引〔12〕，周诚书，第334-354页。
[16] 前引〔4〕，刘俊文；胡兰玲文；杨明洪、刘永湘文。
[17] 德国民法中的所有权限制，可参见〔德〕鲍尔、施蒂尔纳：《德国物权法》（上册），张双根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524-563页；日本民法中的所有权限制，可参见〔日〕我妻荣：《新订物权法》，罗丽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283-284页；美国财产法中的所有权限制，可参见〔美〕约翰•G.斯普兰克林：《美国财产法精解》（第二版），钟书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06-535页。
[18] 前引〔17〕，〔日〕我妻荣书，第284-285页。
[19] 前引〔17〕，〔德〕鲍尔等书，第564-581页。
[20] 前引〔17〕，〔美〕约翰•G.斯普兰克林书，第493-505页、第587-635页。
[21] 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250页。
[22] 《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3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8页。
[23] 〔美〕查尔斯•H•温茨巴奇、迈克•E•迈尔斯、苏珊娜•埃思里奇•坎农：《现代不动产》（第五版），任淮秀、庞兴华、冯烜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1页。
[24] See Village of Euclid v. Ambler Realty Co., 272 U.S. 365 (1926)
[25] Joseph Stinson: Transferring Development Rights: Purpose, Problems, and Prospects in New York, Pace Law Review, 1996, 17:319-357；臧俊梅等：《土地发展权制度国际比较及对我国的借鉴》，《农村经济》2010年第1期。
[2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中有多种特定利益被上升为权利，如土地承包经营权、隐私权等。隐私权是一个由“利益”逐渐上升为“权利”的典型。在2001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中，隐私仅以“人格利益”的方式得到确认，而2009年颁布的《侵权责任法》第二条则明确规定了“隐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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