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债法的现状与未来/崔建远(4)
( 2)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49 条将经营者有欺诈行为作为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其中的欺诈可被单独地、特殊地界定，不一定如同民法那样要求欺诈的构成必备故意这个要素。因为若强调欺诈的构成必须是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服务时具有故意，在相当多的案件中，消费者难以举证经营者具有故意，所以就无法基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49 条的规定请求经营者承担惩罚性损害赔偿; 在另外一些案件( 如商店出售假茅台酒) 中，假货是由个别的营销人员购入的，甚至是无意中进的货，作为法人的经营者的确不是故意出售假货，于此场合，若坚持民法关于欺诈构成的要求，买入假货的消费者也无法向经营者请求惩罚性损害赔偿，而这并不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本意。
( 3) 《合同法》第 113 条第 2 款不是直接规定惩罚性损害赔偿，而是将惩罚性损害赔偿的请求权规范基础导向《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49 条的规定。对此现象，结合其他各种理由，宜作民法没有规定惩罚性损害赔偿的解读。
( 4) 经济法作为一个与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平起平坐的独立的法律部门，宜有自己独特的法律责任及其方式。可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经济法理论将行政责任、民事责任等不加改造地收入其法律责任的袋囊，并不可取。随着中国现行法逐渐地出现了惩罚性损害赔偿、产品召回、毁掉树木时在原地植树以恢复原状等责任方式，法律人可将它们收归经济法律责任的体系之中，形成的确不同于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经济法律责任。从这个角度看，规定了惩罚性损害赔偿( 未来修法时宜再规定产品召回) 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应当属于经济法。
( 5) 按照潘德克顿体系，民事主体均为抽象的人，不规定具体的人格。“消费者”、“经营者”显然属于具体人格，被规定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中。就是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主体方面不合潘德克顿体系、风格的本质要求。经济法从不遵从潘德克顿体系，突出消费者的主体形象和地位，高扬优惠保护消费者等弱者的大旗。如此，环顾四周，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归入经济法较为合适。
( 二) 中国债法应当完善的内容
1． 建构中国债法，在形式方面需要制定中国债法典或中国民法典中的债编，在实质方面，需要完善、创设若干制度。大部分内容将在下文中予以说明，在此重点讨论应当设置债法总则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 1) 设立债法总则的必要性
其一，“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和上下属关系，概念之间的相对性或兼容性以及如何将整个法律材料划分为各类总体概念，简单地说就是体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2]38 －39这是债法总则存在的理论基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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