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知识产权法定赔偿计量标准的完善/朱启莉(4)
笔者认为，针对同一客体，同一侵权主体以同一侵权方式实施的多次侵权行为，究其实质仍为同一侵权行为，次数的不同只是一个侵权行为的一部分，并不能因此而分别适用法定赔偿制度。因此，基于侵权行为的同一性，同一性质的多次侵权行为应适用一次法定赔偿，只是在适用法定赔偿时，侵权行为的次数只能也应当作为赔偿数额的参考因素之一。
第三，以侵权的标的（知识产品）为计量标准，不仅体现在《北京市指导意见》里，也是美国现行法的做法，这当然有其一定道理，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笔者认为，其最致命的缺陷就是不能解决部分侵权和全方位侵权在适用法定赔偿时的矛盾。
假设甲生产了仿冒乙A产品的B，B侵犯了乙的商标权、企业名称权、外观设计权等，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全盘假冒”，也生产了仿冒乙A产品的C，C侵犯了乙的商标权，也就是部分侵权，如果依知识产品标准，乙就B、C产品皆只能提起一次法定赔偿之诉。再假设B、C产品都对乙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都按最高额来赔偿，此时，甲就B、C产品对乙的赔偿额完全一样。如此规定使得侵权行为和侵权责任失衡，造成了行为与责任的不对等，造成明显不公；并且，此类规定在客观上歪曲了法律的引导作用，在社会上助长了侵权之风的盛行，对法律价值的实现极其不利。但如果适用权利标准，则可以解决该问题。
假设出版商出版了一本论文合集，涉及到甲的3篇文章、乙的2篇文章、丙的3篇文章，此时，如以知识产品为标准计算，侵权的标的为一个——论文合集，难道只可适用一次法定赔偿？如果甲提起诉讼，法院判决后乙、丙可否再提起诉讼？如果该合集完全是因为甲的第一篇文章而畅销，那在适用法定赔偿时如何分配赔偿数额，是按文章占总文章的比例还是按作者占作者数量的比例？无论如何判决，都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但用权利标准可轻易解决该问题：甲、乙、丙各就自己的每篇文章拥有著作权，可以分别适用法定赔偿制度。
以权利数量为其计算标准，不但上述问题可迎刃而解，侵权竞合情况等问题的解决也显得简单、明确。
假设甲侵犯了乙之商标权，但该商标权同时也是乙之著作权；又如，甲侵犯了乙之商标权，但该商标权同时亦为丙之著作权，此时涉及到权利竞合问题。关于侵权竞合行为，有的学者主张因其实质只有一个侵权行为、一个侵权目的，只能按照一个单位的法定赔偿计赔。[8]但笔者认为，解决知识产权的疑难问题不能脱离民法原理的支持，不能脱离损害赔偿法的背景知识。关于同一侵权行为基于同一侵权过错侵犯数项知识产权的，笔者认为应区分不同的情形：第一种情形，数个权利主体为同一时，适用民法上请求权竞合的原理，由当事人选择某一项权利适用法定赔偿，即当事人具有选择权，可以任意择一请求权行使，但不允许同时适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请求权，以免造成权利的失衡，形成不当得利，此时，可参考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时的相关规则；第二种情形，有数个不同权利主体时，可以分别计算损害赔偿额。例如，甲骑马的样子被乙制作成摄影作品，卖给丙作为香烟商标，丁擅自使用该商标于成人用品上，给甲、乙、丙造成较大的精神损害和物质损失。此时，甲之肖像权、乙之著作权、丙之商标权皆受有损害，笔者认为，甲乙丙皆可主张自己的权利，任一权利主体提起诉讼，如果其他主体不知情或未提起诉讼，法院可以追加其他主体为第三人，如果其不参加诉讼，法院可以就权利主体的诉讼请求宣判，但在判决赔偿数额时应考虑其他权利主体的存在，为其他权利主体预留出赔偿份额，以免给侵权人增加不必要的负担，造成权、义、责的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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