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的渊源和限制/楼杰科（译(3)
宪法渊源和限制
你在宪法课中看到的许多判决是刑事案例。在此意义上讲，许多《人权法案》中的宪法保障直接制约了立法政策。因此，依据第一修正案，国会和州立法机关不能通过任何限制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或出版自由的法律（包括刑法）。除这些公认的宪法权利外，最近30年的判决已经承认了“隐私权”，并且立法机关不能侵犯。最高法院依据该理论对著名的Roe v. Wade，410U.S.113（1973）案作出了判决。虽然在程序上该案是民事问题，但是它认为各州不能在刑事上惩罚堕胎者或被堕胎者。同样地，Bower v. Hardwick，478U.S.186（1986）案，是禁止实施刑事法律的民事诉讼。然而，法院认为隐私权并不禁止各州在刑事上惩罚同性的鸡奸行为。
这些权利的正确轮廓，包括隐私权在内，并不清晰。尽管如此，每一个宪法权利都提醒我们刑法不仅是种惩罚手段——刑法原则也保护那些实施的行为不直接属于犯罪的明确含义内的人。
最后一点——没有一条原则要求回答某些特定行为犯罪化是否明智的问题。有关所谓“无被害人”的冲突就是一例。另外就是企图利用刑法来改变令人厌恶的行为——例如，惩罚吸毒的母亲将毒性“传染”给未出生的婴儿。见Johnson v. State，602So.2d1288（Fla.1992）。
普通法犯罪的主要学说有时被认为是政府正确行使职权的“基础”，因此有人建议至少在该领域应对立法机关设置一些宪法限制。因此，有些州法院认为刑法条文不要求控方证明被告实施了自愿行为或有犯罪心理（所有普通法犯罪的要件）违反了宪法限制。虽然这样的主张很少，但是这种宪法限制的黯然存在极大地影响了法院解释和适用法条的方法。法院想要避免来决定模棱两可的法条是否合宪从而可以运用宽容原则或公平注意要件（见下）。
虽然确实只有立法机关可以界定犯罪，但是在刑法领域立法权受到的制约要多于其他法律领域，在刑法领域，法院更加服从立法意见。刑法运用的制裁是否是唯一的（见第2章论惩罚）尚不清楚。但是，认识三种渊源——普通法，制定法，宪法规则的相互关系——是理解美国刑法的根本。
刑法的限制
宽容的刑法不应让人们猜测刑法是否禁止他们的行为，或者如果禁止，那么法律所指何事。同样地，警察，作为法律的执行者，应无权决定刑法包括哪些行为。最后，审理法院和上诉法院必须知道刑法以便在案件中可以公正一致的适用。
包括合法性原则，“避免含糊”的宪法原则，宽容原则在内的七大原则将来说明这些问题。合法性原则是指任何人因其所实施的行为而被定罪和受到惩罚之前，其行为都必须有法律明确地禁止。避免含糊的宪法原则要求刑法必须足够明确以便正常人可以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法律义务。宽容原则要求法院严格解释刑法条文，以有利于被告的方式解决疑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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