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著作权侵权刑事责任的归责条件/杜瑞芳(3)
由此可见，我国著作权侵权刑事责任的客观归责条件也有两个，即法定行为和严重情节，两者缺一不可。
通过比较国内外著作权侵权刑事责任的归责条件，可以看出：我国著作权侵权刑事责任的归责条件最多（主客观归责条件各2个，共4个），而国外著作权侵权刑事责任的归责条件，多则3个，少则2个，并且，大多数国家认同2个归责条件，即主观上“故意”与客观上实施了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只有少数国家要求3个归责条件，即除要求客观，实施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外，在主观方面不仅要求“故意”而且要求“以营利为目的”。从学理上讲，归责条件越多，归责面越窄。因此可以说，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著作权刑事保护的范围较小。
二、对我国著作权侵权刑事责任归责条件的评析
在我国著作权侵权刑事责任的归责条件中，理论界对“故意”这一主观归责条件及“法定行为”这一客观归责条件并无异议，争议较大的是主观归责条件中的“以营利为目的”和客观归责条件中的“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巨大”。
关于“以营利为目的”，立法时有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支持意见认为，近些年盗版犯罪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是暴利的驱使，刑法要打击的目标正是这一贪利型的犯罪，故规定“以营利为目的”作为著作权侵权刑事责任的归责条件，适应了同犯罪作斗争的需要，符合我国国情。[1]反对意见认为，不应将“以营利为目的”作为著作权侵权刑事责任的归责条件，理由是：[2]（1）虽然侵犯著作权的犯罪多数具有贪利性的目的，但也有可能是出于恶意（如损害他人名誉或报复等）或为提高自己的声誉等其他目的侵犯他人著作权。规定“以营利为目的”这一要件限制过窄，反而不利于打击犯罪；（2）侵犯商标权、专利权的犯罪，都具有贪利性的特点，但《刑法》未规定这两类犯罪必须“以营利为目的”，而对侵犯著作权的犯罪作此规定，显然有失平衡；（3）许多国家（如日本、法国、意大利等）的著作权刑事立法都没有“以营利为目的”的规定。
关于“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巨大”，立法过程中也有过激烈的争论。刑法修改的草案中仅规定“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巨大”的著作权侵权行为构成犯罪，从而招致不少批评。反对意见认为“单纯以违法所得作为定罪处刑的根据，不科学，操作也难，甚至有可能放纵犯罪”。[3]这一意见引起了立法者的重视，立法的结论是：违法所得数额是构成犯罪的重要标准，但不是定罪量刑的唯一标准，如果行为人违法所得数额未达到较大或巨大，但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也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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