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立法高度集权模式的起源/崔威(16)
五、结语
当一个制度按照被广泛接受的标准可以判断为不合理，它为什么能够继续存在就成为一个明显且不可回避的问题。而在我国财税法研究领域，学者们出于各种各样的想法，回避了税收立法权为什么能够在1993年以后这样高度集中这个问题。普遍的一种倾向是假设这一问题有简单的答案，比如中国是单一制国家、有长期集权的传统等等。甚至可能有学者认为税收立法集权相当合理。认为税收立法集权既不合理、又具有强烈的历史偶然性的观点非常少见。本文提倡的就是这种少数观点。要寻找到近三十多年税收立法集权的政治或其他偶然原因，无疑尚需大量、深入的研究。本文试图说明的仅仅是，对税收立法集权问题的忽视，很可能是对历史或对财政联邦体制概念本身的误解而造成的。重新对相关概念和历史事实进行考证并在此基础上达成一定共识，可能是财税法研究中意义重大的一项任务。
注释:
[1]《税收征收管理法》（2001年修订）第3条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
[2]《立法法》第8条：“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八）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
[3]参见张守文：“税权的定位与分配”，《法商研究》2000年第1期（“现行的集权模式……在集权与分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上存在矛盾”）；刘剑文：“中国税收立法问题研究”，载《经济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目前“税收立法权过度集中于中央，地方行使的税收立法权限过小”）；傅红伟：“对税收立法权划分制度规定的理解与评价”，《税务研究》2004年第12期。
[4]熊伟：“购房抵税、先征后返与地方财政自主权”，《月旦财经法杂志》第26期；熊伟等：“关于提请对房产税改革试点进行合法性审查的建议”，载《税法判例与解释评注》第2卷，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5]对于单一制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和英国）以及联邦国家税收立法制度的讨论，见C．Sacchetto＆G．Bizioli，TaxAspectsofFiscalFederalism：AComparativeAnalysis，Amsterdam：IBFD，2011。
[6]张守文，见前注[3]，页47。
[7]参见1977年8月向国务院递交的《财政部关于税收管理体制的请示报告》，转引自《当代中国财政》编辑部编：《中国社会主义财政史参考资料：1949－1985》，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下称“《财政史参考资料》”），页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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