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风险规制与行政法治/金自宁(17)
[46] 就此而言，那些试图把风险理论分为“实在论”和“建构论”两大理想类型的努力，很可能带来误导。例如把同时注意到风险“实在”和“建构”成分的贝克和吉登斯归入“实在论者”，就明显是一场误会。
[47] [德]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28页。
[48] 对多元治理最典型的质疑是：如何保障政府的负责任性？因为很多研究者认为，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中，政府应负的责任“趋于模糊”了。由于这一质疑是一般性的，而并非专门针对本文关注的风险规制，在此不展开讨论。可以指出的是，本文中对行政法治原则的坚持，包括了对行政负责任性的坚持。
[49] Cass R. Sunstein, Law of Fea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50] [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61页。
[51] 以罗尔斯的“无知之幕”为例，我们甚至可以说，无知是做出“公平”和“正义”决定的保障条件。
[52] [英]马丁•洛克林：《公法与政治理论》，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2版
[53] 可参见：Niklas Luhmann, Risk: A Sociological Theory, translated by Rhodes Barrett, Aldine de Gruyter, 1993.尤其是第二章“作为风险的未来”。
[54] 罗豪才、宋功德：《认真对待软法》，载罗豪才等著：《软法与公共治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页。
[55] “在理论和实践上，政府更有可能获得关于事件和论题的更广泛的知识；同时，政府对其管制范围内的事项，具有系统化的知识，而这可能是公众、专家所缺乏的。”王锡锌：《公众参与和和行政过程》，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年，第252页。
（作者系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副教授，法学博士，本文刊于：《法制与社会发展》(长春)2012年第4期，第60～71页；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201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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