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融资租赁交易的法律构造/高圣平

论融资租赁交易的法律构造/高圣平
　　　　　　　　　　　　　　论融资租赁交易的法律构造

　　　　高圣平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 王思源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硕士

　　内容提要: 融资租赁交易是以出租人和承租人为当事人的两方交易，三方结构安排不利于厘清交易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也与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有违。融资租赁交易的权利构造可以设计成“所有权 + 用益物权”模式，也可以设计成“所有权 + 租赁权”模式。这两种模式都体现了所有与利用的分离，但就承租人对租赁物的利用而言，前者属于物权性利用，后者属于债权性利用。两种建构均须公示租赁物之上的权利负担和物权变动，只不过“所有权 + 用益物权”模式中，公示的是租赁物上的他物权，间接公示租赁物上的所有权; “所有权 + 租赁权”模式中，公示的是租赁物的所有权。但这一公示又不同于不动产权利的公示，仅具对抗效力，相关制度应在“声明登记”模式之下去设计。

一、问题的提出
融资租赁作为一种新兴的交易形态，以租赁的形式达到融资的目的，既规避了银行信贷的严格监管，使得融资更为便捷，又具备会计上节税的优势，优化了企业财务报表，已然成为工商企业获得信用支持的又一大渠道。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进一步细分，在银行信贷之外的非正规金融中，融资租赁的作用已不可小觑，尤其对于获得银行信贷极为困难的中小企业而言，这一交易形态已经成为企业取得生产设备的重要融资工具。
在融资租赁交易中，出租人虽保有租赁物的所有权，但租赁物长期由承租人占有、使用，这种“占有”与“所有”的分离潜藏着巨大的交易风险，承租人占有租赁物的外观容易使他人产生误信，第三人基于此信赖与承租人进行交易，依善意取得规则即取得租赁物的所有权或抵押权等物权，出租人无法基于所有权行使物权请求权，其权利无法得到优先于其他债权人的保护。这一公示方法的不足所带来的制度风险自然会影响到出租人参与交易的积极性，也会增加融资租赁交易的成本。
融资租赁本属舶来品，在其发源地——美国，融资租赁的交易结构和权利架构任由当事人来自由安排，虽然后来有了《美国统一商法典》第九编、第二 A编，分别调整具有担保功能的融资租赁和真正的融资租赁。[1]30[2]324但由于动产( 物权) 法在美国主要由商法典调整，并不适用以不动产法为核心的财产法规则，因此给大陆法系国家引进美国融资租赁制度带来了一定障碍。我国为因应调整融资租赁交易的私法关系之需，在合同立法时即设专章对其做了规定（注：立法之前，梁慧星教授等著名学者专门撰文为之呼吁。参见梁慧星: 《融资性租赁法律问题研究》，载梁慧星: 《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80 页以下( 其主要部分曾刊载于《法学研究》1992 年第 4 期) 。），但仅解决了其中所涉债法问题; 在物权立法时，虽也有就融资租赁交易中的特殊物权法问题作出规定的动议，但由于当时融资租赁法立法工作已经启动，物权立法遂搁置争议，对此未予明定。目前，融资租赁法尚未纳入十一届全国人大立法规划，法律层面的立法工作已然停顿，但为解决日益增加的融资租赁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启动融资租赁司法解释起草工作，其中法理不可不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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