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融资租赁交易的法律构造/高圣平(8)
第三，使用借贷( 借用) 、租赁等债权性利用方法无法满足融资租赁交易中承租人利益保护的需要。“( 用益物权) 使物的利用关系物权化，巩固当事人间的法律关系，得对抗第三人。”[19]272此为用益物权在法律结构上异于债权的特色。融资租赁交易大多具有长期性，涵盖租赁物的全部经济寿命，由此，长期而稳定的利用关系对于当事人均为有利。现行法上所规定的租金的构成、租赁物的维修义务以及交易实践中被广泛认同的“禁止中途解约”、“租赁物承担风险负担责任”[8]369等等与一般租赁交易均属不同，无不体现了当事人对稳定交易关系的合理预期。债权性利用关系仅能为承租人提供债法上的保护，债权本身所具有的相对性使得承租人沦于弱势境地，[14]426承租人的权利经常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尤其是在出租人违约的情况下，债权性利用关系往往会遭到严重破坏。[16]例如，租赁物买卖合同被认定无效或被撤销后，承租人行使原物返还请求权，出租人即无法保证承租人对租赁物的继续使用，承租人之前所付租金与为生产活动所作的一切支出概为损失。[20]将承租人的利用权架构为动产用益物权，除了在结果上可以稳定租赁物的利用关系之外，还可以以该他物权对抗第三人和出租人，对利用关系提供周延的保护，前述租赁物买卖合同被认定无效或被撤销的情形，承租人可依用益物权的善意取得而保持对租赁物的使用。同时，融资租赁交易实践中的制度安排在动产用益物权关系之下均能得到合理解释。例如，承租人分期给付租金，实际上是承租人在他人之物上取得用益物权的对价，也是出租人取得租赁物所有权的经济目的; 承租人负担租赁物的毁损灭失风险，主要原因在于承租人行使用益物权，长期控制租赁物，自应负担相应风险; 禁止中途解约，实际上可以从用益物权所表达的稳定的物权性利用关系中得到证成。
综上，传统观念上将用益物权限定于不动产的主张应予修正。基于融资租赁交易中租赁物所有权与使用权长期分离的状况[8]348以及承租人对租赁物的利用状况，[21]17在制度设计上将其架构为“所有权 +用益物权”的分权模式，对于维护双方当事人的权利、稳定融资租赁交易关系无疑深具意义。这里，尚存疑问的是，既然《物权法》第 117 条明定了动产之上可以设定用益物权，融资租赁交易当事人是否可以径直将承租人对租赁物的利用权约定为动产用益物权? 对此，有学者持肯定观点。其理由是: 首先，当事人约定的动产用益物权符合种类法定，种类法定是指物权的分类而言，动产用益物权即用益物权之下的分类( 相对的则为不动产用益物权) ; 其次，所谓内容法定并不要求对物权变动内容作出详细规定。[22]本文对此不敢苟同。物权法定包括“种类”和“内容”的法定，前者为类型的强制，后者为类型的固定，[19]37类型强制要求当事人设定的物权属于法定物权种类之一。[23]158在现行法之下，即为所有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抵押权、质权等，并无他途，动产用益物权并不构成类型强制意义上的物权种类。类型固定要求物权主体的权利义务内容以及物权变动的规则均由法律明确规定，[23]159我国物权法仅规定动产之上可以设定用益物权，实不足以构成类型固定。准此，物权法定原则之下，欲将承租人对租赁物的利用权界定为用益物权，应由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加以规定（注：我国《物权法》第 5 条规定: “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这里的“法”究竟包括哪些规范性文件，一直存在争议。参见崔建远: 《物权: 规范与学说——以中国物权法的解释论为中心》，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5 页以下; 刘保玉: 《物权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62 页以下; 高圣平: 《物权法定主义及其当代命运》，《社会科学研究》2008 年第 3 期，第 1 －6 页。但较为一致的学说认为，在我国目前立法现状以及物权法定缓和说之下，物权法定之“法”，应当包括法律和行政法规。）。在我国融资租赁立法现状之下，这一模式的建构尚需时日，为解决目前融资租赁业存在的制度风险，另辟蹊径就成了我们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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