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著作权集体管理中的私人自治/熊琦(2)
为何一项各国普遍适用的制度，却在我国遭遇如此抵制? 从既有争论来看，权利人与立法者的本质分歧，在于对著作权集体管理中私人自治的不同认识。著作权人作为集体管理制度的直接受益者，优先考虑的是作品的许可效率，即强调对著作权的尊重和许可收益的最大化。因此，权利人主张集体管理组织应为扩张私人自治范围的工具，应保证集中许可机制能随市场情势的变化而灵活调整，以实现作品收益的最大化。然而，立法者更多地从促进利用的角度出发，强调使作品以更便捷的方式为更多主体所获取，所以过于注重减少导致交易成本的协商环节，主张以法定条件取代协商中的私人自治，但忽略了“权利人—集体管理组织—作品效用”之间的必然联系。集体管理制度的本质，乃是权利人解决大规模许可交易成本的工具，集体管理制度的优势，也在于其对私人自治的坚持和贯彻。一旦加入过多公共部门的目标，必然导致对私人自治的干涉，使集体管理丧失其制度优势与合法基础，并与已有的法定许可等制度重复。我国集体管理制度理论储备的匮乏和制度安排的滞后，正是立法者无视他国集体管理制度的百年立法经验，并以公权力限制私人自治的结果。为了排除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立法障碍，发挥集体管理组织的应有功能，必须在充分理解私人自治对集体管理制度意义的前提下，结合我国著作权制度的现状，明晰私人自治在集体管理中的正确适用范围与方式。
二、私人自治与著作权集体管理的关联性梳理
私人自治作为允许权利人独立构建私人法律关系的私法原则，不但是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基石，也是其区别于其他类似制度的本质特征。
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著作权主体数量、客体类型与利用方式皆不断增加，著作权交易的范围和频率都远超以往。传统一对一的授权许可机制，既会阻碍作品传播效率的提高，使诸多因新传播技术而生的产业难以发展; 也会阻碍作品许可效率的提高，使权利人无法以合理成本实现对作品利用范围的控制。正如美国版权局的一份修法报告所言，消费者选择盗版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既有许可机制的效率无法适应传播技术的发展水平。[3]3有鉴于此，从印刷术时代到网络时代，立法者不断通过制度创新，既旨在促进传播技术在著作权领域的最大程度适用，也试图保证著作权人的收益得到同步增长。从权利配置的角度看，立法者通过职务作品条款、法定许可与集体管理等制度的设定，从初始分配和再分配两个方面避免传播效率与许可效率的脱节。初始分配属于法定权利配置，是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将著作权赋予不同主体; 再分配属于意定权利配置，是权利人之间以许可的方式实现著作权流转。首先，职务作品条款和法定许可是以改变著作权初始分配来降低作品传播的交易成本。职务作品条款直接将作品著作权归属于投资者来免除事后交易程序，法定许可制度则以法定条件代替私人协商的方式免除事后交易程序。其次，著作权集体管理则是在尊重既有权利初始分配的基础上，通过调整再分配机制做出的制度创新。具体言之，著作权集体管理旨在以集中管理权利的方式提高作品的传播效率和许可效率，通过交易条件的格式化，集体管理制度既让权利人得以借助集体的力量来扩张交易范围，又降低了使用者逐次协商的交易成本，即以一站式许可解决权利分散带来的交易成本问题。[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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