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著作权集体管理中的私人自治/熊琦(4)
然而，仅根据交易环节的繁简比较不同制度的交易成本，将导致对传播效率的片面追求，忽略了对许可效率的考量。从著作权制度的百年变革与发展来看，传播效率的提高，一直建立在保障许可效率的基础上。从许可效率与传播效率同步增长的角度看，坚持私人自治的集体管理是最优的制度选择。
( 一) 集体管理组织自治的传播效率优势
从传播效率出发，私人自治保证了集体管理组织改进许可模式的经济诱因。坚持集体管理组织自治，即坚持集体管理组织自主设定许可与定价机制。由于集体管理组织是由权利人所自发创制，集体管理组织与权利人的利益追求是一致的，双方皆旨在实现作品收益的最大化。所以集体管理组织在如何最大程度提高作品的传播效率，如何降低许可机制的交易成本等问题上，具有与权利人相同的经济诱因。因此，保证集体管理组织自治，得以使其借助直接参与交易的便利，根据市场情势与传播技术的变化灵活调整许可与定价机制，以保证传播效率随传播技术的发展而同步提高。
在音乐著作权领域，为了适应网络音乐传播效率的提高，ASCAP 与 BMI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即设计了完备的网络音乐著作权许可机制，并根据网络传播方式的特殊性，采取了最适合的许可模式。其中ASCAP 根据交互式与非交互式传播的差别来设计不同的许可协议，[11]BMI 为与 ASCAP 竞争，更是推出了数字许可系统，采用点击合同的方式，让使用者得以直接在线获得许可，并可根据在线版税计算系统来预期许可所需费用。在文字著作权领域，CCC 构建的数字许可服务系统，除让权利人与使用者能够在线完成许可程序外，更能让使用者直接在线获得数字化作品，CCC 仅作为交易平台的提供者和实施许可的监督者存在，完全实现了数字化作品的“去中间化”交易，最大限度降低了许可成本。
集体管理组织对许可模式的创新，是其追求传播效率的表现。传播技术的普及意味着新著作权市场的开拓，所以积极降低新著作权市场的交易成本，创设适应网络技术的许可模式，让使用者更为便捷地获得许可，完全符合权利人的利益。而集体管理中的私人自治，则是集体管理组织依据权利人的意思创新许可模式和提高传播效率的前提。相反，法定许可的交易条件由官方确定，由于官方机构与权利人不同，其不存在使作品收益最大化的经济诱因，所以在降低许可模式的交易成本问题上，缺乏及时应对和调整的动力。美国虽早在 1909 年的著作权法中即确定了机械复制的法定许可，但在具体的许可程序上，音乐作品出版商仍依赖其自发创制的集体管理组织“哈利福克斯代理公司”来集中行使相关权利，针对版税收取和分配问题，与唱片公司和电影公司等需要利用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的使用者进行协商，法定许可规定的交易条件事实上在实践中已极少适用。[12]808 －81因此可以认为，在既有的法定许可领域，真正运作许可程序的仍然是集体管理组织。[13]447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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