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著作权集体管理中的私人自治/熊琦(6)
与直接参与许可的集体管理组织相比，在市场供求信息的收集与整理上，由于立法者并非交易的参与者，且法定规则调整程序的复杂性，法定许可定价机制无疑需要耗费更高的定价成本。一旦价格调整无法跟上市场变化，那么法定许可的适用，就相当于人为设定的价格上限，必然引起作品在价格控制之下的短缺，一方面使生产者失去了扩大生产的激励，不利于作品价值的最大发挥; 另一方面导致作品的供应与需求脱节，使交易预期高于法定价格的使用者得以搭便车获得额外收益，而交易预期低于法定价格的使用者却失去了利用作品的机会。在历史上，美国制作录音制品的法定许可于 1909 年确立后，2 美分的价格一直从 1909 年延续到 1978 年，不加变化地适用了近70 年，直到国会于 1976 年修改著作权法时才变更为可调整的定价机制。如今每首音乐作品的使用费率虽是 9． 1 美分，但如果随消费物价指数调整的话，版税率应超过 40 美分/每首。[16]立法者曾多次通过不同法案来完善法定许可的定价机制，但皆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立法者在定价问题上的信息成本劣势，另一方面是立法程序在调整版税时的低效率，也同时增加了使用者在利用上的投机行为和立法上的寻租行为。由此可见，与瞬息万变的市场价格信号相比，法定价格机制缺乏灵活性，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著作权市场中良性竞争机制的形成。
综上可知，法定许可通过直接调整初始分配虽能避免增加交易环节，但其在制度调整与定价效率上的缺陷，既导致僵化的法定条件阻碍作品价值的实现，也因高额的定价成本致使权利人无法调整对作品的投资。相反，集体管理制度看似增加了中间交易环节，但集体管理组织的自治性，保证了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信息得以不断在权利人与集体管理组织之间传递与整合，因此独立的定价机制既不会因立法程序的繁琐而与市场信息脱节，也不会形成固定的价格上限。权利人以集体管理组织为媒介，借助组织的力量整合市场信息，在权利许可、权利行使与权利监督等多个领域进行合作，使得许可模式和定价机制得以反映市场规律，反而更能提高许可效率。因此，为了保证作品定价符合市场规律，并为权利人提供创作与传播作品的经济诱因，集体管理制度的自治性带来的事前协商与信息收集成本，应视为不可避免的事前成本支出，且不得为片面减少交易环节而任意取消。
四、作为著作权集体管理合法基础的私人自治
私人自治虽在提高集体管理制度的许可效率和传播效率上具有不可替代性，但集体管理组织作为私人创制的交易机构，对收益最大化的过分追求是其无法克服的弊端。申言之，集体管理组织既能节省交易成本，也会形成事实上的垄断。美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在整个 20 世纪中就曾多次遭遇反垄断审查与诉讼，且至今仍在与司法部达成的反垄断裁定下运作。因此，集体管理制度功能的发挥，除坚持集体管理组织的私人自治外，还需确立权利人与使用者自治。贯彻权利人与使用者自治，也是对集体管理组织的限制，根据美国 20 世纪集体管理制度发展史甚至可以推断，权利人与使用者自治乃是集体管理制度的合法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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