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著作权集体管理中的私人自治/熊琦(9)
之所以通过限制集体管理组织来实现使用者自治，主要是随着利用方式的多元化，单一概括许可模式中的定价机制和版税标准皆根据大规模使用而设计，这既会让很多利用范围较小的使用者无法负担，也会降低权利人的许可效率。因此，在发达国家的音乐著作权领域，如今的许可模式除提供了区别于概括许可的“按节目许可”( per program license) 外，还同时设计了多种版税计算方式，根据使用者利用作品的方式和频率来决定版税标准。一方面避免了音乐性节目较少的电台、电视台和网站无法承担过高的许可费用，导致集体管理组织的许可范围缩小; 另一方面也发挥了集体管理组织概括许可的优势，避免了集体管理组织在版税金额与使用范围等问题上耗费更多的协商与监督成本。许可模式的多元化也许不会过多增加权利人的收益，但对使用者而言，则有助于使版税与利用方式之间建立更科学的联系，避免了支付意愿低的使用者丧失获取许可的机会。
五、私人自治在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中的适用
实践证明，同时保证权利人、集体管理组织与使用者的私人自治，是集体管理得以发挥其制度优势，并在应对交易成本问题上优于其他著作权制度的前提。然而，从我国著作权法修改趋势来看，由于我国集体管理组织是在政府的主导下产生和发展，与国外私人创制的集体管理组织相比，缺乏私人自治存在和适用的土壤。[23]因此，虽然私人自治的意义已在发达国家集体管理制度的运作中得到充分证明，但在我国立法和修法进程中，集体管理制度中的私人自治却一直被立法者所忽略和误解。
从现行立法上看，权利人自治与集体管理组织自治直接被法律所限制。第一，权利人自治因专属许可而无法实现。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 第 20 条规定，权利人对集体管理组织的许可只能是专属许可，即权利人在授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之后，不得自行许可。这意味着权利人无法通过独立行使权利来制约集体管理组织。2012 年《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草案中的“延伸性集体管理”，更是无视著作财产权的排他性，赋予了集体管理组织直接利用他人作品的权利，等于改变了著作权的初始分配机制，使集体管理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法定许可。第二，集体管理组织自治因独立定价机制的缺失而无法实现。集体管理制度的最大优势，即在于集体管理组织得以更低的信息成本使许可条件符合市场供求关系，并使版税定价随市场情势而灵活调整。然而，《条例》第 25 条却规定，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定价须根据国务院著作权管理部门公告的标准。上述安排等于排除了集体管理组织在定价上的灵活性，使其直接参与交易的信息成本优势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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