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物权法上的登记对抗主义/龙俊(12)
定理1：在登记制度越不完善的社会（登记的成本或者登记查询费用越高），就越应该让交易中的第三人负担较深的实质调查义务；反之则应该让第三人负担较浅的实质调查义务。
定理2：在交易越不频繁或者交易越受限制的领域（潜在交易人数越少），就越应该让交易中的第三人负担较深的实质调查义务；反之则应该让第三人负担较浅的实质调查义务。
定理3：越是在熟人社会中（实质调查的难度越小），就越应该让交易中的第三人负担较深的实质调查义务；反之则应该让第三人负担较浅的实质调查义务。
（二）经济模型对我国物权变动模式的验证
就土地承包经营权而言，一方面，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互换和转让是受限制的。依据土地承包经营法，互换仅能在同一集体经济组织内进行，而转让虽然不限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但是转让的条件非常严格，包括：转让人必须有稳定的收入（第41条）；经发包人同意（第37条）；受让方是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第33条第1款第4项）等等。这就决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范围有限。依据定理2，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互换和转让中，科以交易中的第三人一定的调查义务是合理的。当然，上述结论也存在一些例外，例如“四荒”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立、转让就不受限制，因此定理2只能在大多数情况下适用。另一方面，土地承包经营权仅适用于我国农村，而我国的农村又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在熟人社会中调查清楚权利的归属并不困难，而且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互换需要在发包人处备案，转让还要经过发包人同意，发包人对于土地的权利状况非常了解，通过询问发包人的方式也可以比较容易地获取土地的权属信息。依据定理3，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交易中的第三人一定的调查义务是合理的。
就宅基地使用权而言，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其流转适用的物权变动模式，但是理论上一般认为也适用登记对抗主义。[40]在我国，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41]这就从客观上抑制了农民转让的积极性。同时，“农民的住宅不得向城市居民出售”，[42]大大限制了宅基地的可移转性。依据定理2，科以宅基地使用权交易中的第三人一定的调查义务是合理的。
就地役权而言，其设定虽然不限于农村地区，但是农村地区居多。即使不设定在农村地区，地役权往往还存在各种外观上的可辨识性，调查并不困难。依据定理3，科以承役地交易中的第三人一定的调查义务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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