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物权法上的登记对抗主义/龙俊(20)
注释:
[1]如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特殊动产物权 （第24条）、土地承包经营权 （第129条）、地役权 （第158条）、动产抵押权 （第188条）、浮动抵押权 （第189条）等，法律明确规定其物权变动以登记为对抗要件，不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此外，一般认为宅基地使用权的物权变动模式也是登记对抗主义。
[2]参见李永军、肖思婷：《我国〈物权法〉登记对抗与登记生效模式并存思考》，《北方法学》2010年第3期。
[3]日本是各个立法例中对于“登记对抗主义”理论构成兴趣最为浓厚的国家，这个问题几乎持续争论了一百年。其原因就在于日本的多元继受：在体系和原则方面，日本法继受了德国法；而在具体制度方面，日本法又保留了大量的旧民法典时期规定的、源自法国的制度。这就造成了体系上的差异，一方面，日本法在物权法的原则、理论方面肯定了一物一权原则、物权绝对性原则等，另一方面，这些理论和原则在物权变动领域又和登记对抗主义发生了冲突，于是学者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来弥合这一冲突。中国在多元继受这一点上与日本极其相似，因此本文以日本的登记对抗主义理论作为主要参考对象。
[4]参见[日]吾妻光俊：《意思表示による物権変動の効力》，东京商大法学研究2号（昭和8年），第133页以下；[日]山中康雄：《権利変動論》，名大法政论集1卷3号（昭和5年），第287页以下。
[5]参见[日]滝沢聿代：《物権変動の理論》，有斐阁昭和62年版，第26页。
[6]同上书，第190页。
[7]参见[日]川名兼四郎：《物権法要論》，金刺芳流堂大正8年版，第14页以下；[日]富井政章：《民法原論》第2卷上册，有斐阁大正3年版，第59页以下； [日]末川博： 《物権法》，日本评论新社昭和31年版，第90页以下；[日]中川善之助：《相続と登記》，载《相続法の諸問題》，昭和24年版，第166页以下。
[8]从177条的文义上理解，所谓“对抗”和“没有效力”是不同的。从通常意义上理解，即使当事人不能主张其效力，也应当肯定第三人有承认该效力的自由。参见前引[5]，滝沢聿代书，第29页。
[9]参见[日]近江幸治：《民法讲义Ⅱ物权法》，王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1页。
[10]参见[日]内田贵：《民法Ⅰ》，东京大学出版会2008年版，第433页。
[11][日]我妻荣、有泉亨：《新订物权法》，罗丽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157页。
总共25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上一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