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果刀背后的司法容忍度/刘练军(2)
最后，此事件中最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什么所谓管制刀具可以在各种超市堂而皇之地无条件出售呢？为什么任何人都胆敢公开藐视公安部制定的“特种刀具购买证”制度，可以在超市等地恣意“非法”购买各种管制刀具呢？长期以来，警方为什么对这两种普遍存在的“非法”之举听之任之、视而不见？不是身为执法者的警方“违法”不作为在先，怎么会有各种管制刀具满街跑呢？吴伟春先生又怎么会因随身携带管制刀具而被拘留呢？
可以说，警方“违法”是因，吴伟春“违法”是果。对作为因的违法一直熟视无睹、充耳不闻，对偶尔被发现的作为果的违法却追责到底、严惩不贷，天下有这么执法的嘛？这不是典型的选择性执法吗？法律平等首先是执法上的平等。既然警方可以带头不执行公安部制定的管制刀具等规定，为什么却要平民百姓对之奉行不移呢？执法如此人己有别、双重标准，不是公然违背法治的平等精神吗？
上述三个层面的法律问题可以概括为一个问题，即我国立法与执法的容忍度问题，其归根结蒂是我国政治社会的容忍度问题。意识形态尤其敌我观念和专政思维的长期存在，使得我国社会总体上是个容忍度相当低的社会，立法和执法的高度封闭性和严苛性堪称其典型外在表征。无论是公安部发布的《管制刀具认定标准》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其规定都是相当严厉的。前者甚至将我们日常所见的几种刀具统统纳入管制刀具范围，后者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只有一条即第三十六条未设定拘留处罚，其余皆有。
行政拘留处罚如此遍地开花，实乃不符人权保障之时代潮流。须知，包括我国台湾在内的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拘留裁决权划归给法院，而我国最基层派出所的一个民警就可以作出不受司法审查且最长可达十五天的行政拘留决定。我国距离充分保障人权的法治社会距离之远由此可见一斑。
其实，不仅仅只有《管制刀具认定标准》和《治安管理处罚法》承载着严管制、低容忍的社会治理理念，诸如民政、人事、文化、教育、旅游、卫生、计划生育、城乡建设等领域的法律、法规和规章，无不笼罩在严格管制与低度容忍的思维定势之下。试举一例。我国《娱乐场所管理条例》（2006年国务院发布）第十六条要求娱乐场所应当安装展现室内整体环境的透明门窗，第十七条规定“营业期间，歌舞娱乐场所内亮度不得低于国家规定的标准”。此等规定表面上看是着眼于娱乐场所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实则是难以容忍娱乐本身的个性化和多元化。对娱乐物理空间的严格管制，必然导致对娱乐本身的低度容忍，最后使娱乐都踏上国家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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