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确立情势变更原则之必要/栗松林(5)
我们认为在我国还在努力解决“有法可依”的现阶段，还是应当追求法律规定的尽量完善为好，同时从上述案例也可以看出，没有具体法律可以引用，才出现了判决的严重不公，可见无法可依更会导致法官滥用权力。另外在上述提到的我国适用该原则的情况中，最高人民法院所引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包括很多学者在有关文章中都认为就具有情势变更原则意思，而事实上这些观点也并不正确，因为该条规定“虽无过失但无法防止的外因致使经济合同无法履行”这是专指履行不能的情况，并没有包括能履行，但只是对一方当事人显失公平的情况，即如本文开始提到的案例中的情况。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的废除，相关的司法解释也失去了依据，正如前一审判决中所述，确实现时并无法律依据，属“无法”可依。
今年的非典事件，给社会生活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其中在今年的非典时期后期也不乏合同无法履行或按原合同履行，将会出现显失公平的情况，可以说今年的非典，又引起了人们对情势变更原则的关注。近来已经有了不少的相关案例，据报道合肥庐阳区法院就宣判了合肥地区首例因非典引发的合同纠纷案。报道称：“在审理中法官采用‘情势变更’这一特殊法律原则，强行改变合同已确定的条款”。那么既然我们现在存在物价大幅波动的可能，又有非典事件等不可测事件的发生，(8)因此，有必要在《合同法》的修订中或制定民法典时增加情势变更原则，以避免在今后的判决中，出现无法可依的尴尬。
在上述案例中，还有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合同的一方是村委这个集体组织，对于现在特别强调“严守合同规则”来说，如果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法官不主动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规定，而势必造成村集体利益的损失，并引发群众集体上访事件（此情况在本案中已发生）。民法是单纯的私法，但在我国多种所有制共存的情况下，对法院这种判决，没有可以补救的办法，只能维持错误结论的话，也并不是立法机关所想看到的结果。固然，这类案件可以以《民法通则》第四条或者《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的原则来解决，或按国际惯例的规定来处理，但仍然不如具体规定出来为好，因为，在具体案件中适用法律的基本原则来裁判案件，事实上给了法官自由裁量案件更大的空间，这就和当初不制定这一原则，怕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力的初衷相违背。还有学者提出“由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确认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既可以解决当前此类纠纷频发但又不宜以不可抗力论的实际问题，又不违背现行民事立法的相关规定，而且也可以有效避免各地法院在处理因“非典”影响而引起的合同纠纷案件时极有可能发生的法律适用方面的混乱。”(9)。这一办法也不可取，因为对于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时明确删除的条款，再由司法机关来补充的话，等于赋予了司法机关超越立法机关的权力，造成立法、司法的冲突，不利于树立法律的权威和信仰，因此在难以彻底抛弃情势变更原则的情况下，我们认为还是在立法中对其作出明文规定更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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