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检法分歧看未成年人审前羁押问题/邵烟雨
随着司法改革对未成年人保护的日益强调，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八》）对缓刑适用条件的变化，目前未成年人审前羁押居高不下已成为现今司法改革探索的重要课题。本文将从未成年人捕后判处缓刑、捕后判处拘役案件的特点入手，寻找当前导致未成年审前羁押的原因所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建议：
一、检法“分歧”中未成年人审前羁押实践问题概述
从某基层检察院近年来办理的未成年捕后判处缓刑、捕后判处拘役案件来看，法院捕后判处缓刑案件的特点普遍存在以下共性：多数犯案人员年龄刚满起刑标准；到案后均能如实供述；已赔偿或未对被害人造成实际损失；部分案件在法院阶段和解、赔偿；犯案人员均系初犯。另外，法院捕后判处拘役案件中，盗窃罪、寻衅滋事罪、贩卖毒品罪所占比例较高；集中于外来人员；犯罪情节相对轻微，初犯、偶犯占绝对多数。通过与以往同期判决相比，可以明显看出现今法院拘役刑的适用正逐步扩大，且扩展趋势日益明显。司法社工考察帮教报告显示，捕后判处拘役人员的再犯风险以中、高度者居多。
鉴于未成年刑事改革始终处于刑法改革试点的前沿，很多做法在从轻思路的框架下缺乏具体规制，容易产生因人而异的认识分歧。虽然，检法对于未成年案件轻刑化处理均已达成普遍共识，并在办案中身体力行、逐步探索，但彼此间轻刑化力度仍有分歧，目前两家认识尚处于逐步统一的磨合过程。该特点亦可从同类案件法院判决的轻重变化和检察机关相应案件的逮捕变化率中得以体现。而多数地区未成年案件尚捕诉分离，亦影响了检法对羁押问题的统一认识。当然，各具体办案人员自身认识的不同也是导致分歧存在不可避免的一定因素。此外，部分地区检法机关在处室衔接上亦存有分歧，是否统一设立未成年案件专办处室，专办人员的理念与兼办人员的理念将在案件处理上存在明显差异。实践中，检法对于羁押问题的认识“分歧”，可以作为我们思考控制未成年审前羁押问题入手的切入点。另外，具体而言，以下两点导致“分歧”产生的重要因素亦不容忽视：
首先，实践中存在逮捕必要性认识误区。一是部分办案人员对于是否产生诉讼风险在把握上过于机械，在防范风险上过于被动。确实，保障刑事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是逮捕必要性审查的重要因素，因此实践中对于确实缺乏监管条件、防止与逃犯串供等因素的考虑不得不对部分嫌疑人适用快捕快诉以实现保障诉讼的目的。但对于是否产生诉讼风险，在办案中决不可独立某些因素，做片面理解。例如，某案未成年被告人因两次传唤不到案，后经短期工作已主动到案的情况下，是否必然逮捕。又如，卷宗材料显示某嫌疑人亲属均在原籍，是否证实其必定在本地无监管条件？等等，很多案件虽在客观证据上初看确实存在影响诉讼的一定风险。但对于未成年人我们绝不应仅限于对案卷材料的被动认识，而应采取更积极主动的作为，帮助他们降低诉讼风险。例如，对于未到案人员，可以考虑向家属进行取保候审规定及违反后果的释法说理；对于无监管条件人员，可以帮助其积极寻找条件，如寻找监管单位等等。二是在逮捕必要性审查上，部分办案人员错误融入惩罚前置、以补代侦等偏见思想。逮捕仅仅是一种保障诉讼程序正常进行的强制措施，尤其对于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未成年人在判决前更不宜以带惩罚性色彩的偏见去审视对其强制措施的适用。而对于证据不足的未成年案件，一般亦不宜以附条件逮捕等带有以捕代侦色彩的手段进行羁押。但实践中往往此类案件，尤其是带惩罚前置色彩的逮捕必要性审查不乏少见。例如，对于重伤害案件的未成年人是否必然逮捕？对于曾有劣迹处罚的嫌疑人是否必须羁押？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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