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检法分歧看未成年人审前羁押问题/邵烟雨(3)
另外，由于未成年案件与普通成人案件二者无论从办案理念到具体实践均有较大差异，故应改变现今制度设计及考核机制过于成人化的单一模式，对于未成年案件应突出其自身特点及以“教育、感化、挽救”为宗旨的办案特色，具体而言，可从以下方面改进相关工作：
一是优化体制设计，推行捕诉合一。捕诉合一与捕诉分离究竟何者为优，一直是近期某些地区未检工作发展的争论焦点。从个人观点而言，笔者更倾向于承办人捕诉合一的办案模式。具体理由如下：（1）捕诉合一能更有效地提高强制措施适用的准确性。在实践办案中捕诉分离的做法极易导致批捕承办人无法准确把握法院量刑的普遍趋势，即使略有所知，亦极为滞后，继而直接影响对审前羁押的准确适用；（2）捕诉合一能更有效地提高帮教实效，降低再犯风险。捕诉合一的无缝衔接能为孩子接纳帮教提供心理上一个逐步渐进的适应过程，利于彼此信任关系的建立。虽然无法断言这一过程定能实现最终的帮教目的，但能确定的是若失去了稳定的、长期的彼此信任的建立，实现帮教只能是天方夜谭。同时，通过帮教过程的实时跟进亦能有效降低被帮教者的脱保风险，推进对未成年人审前羁押的有效控制；（3）捕诉合一能有效提高办案人员对案件诉讼全程的责任意识。不仅避免了捕（放）后诉前的真空地带，更能有效跟进对强制措施适用状况的适时评估；（4）上海等地捕诉合一的做法试行多年，并未产生诸如反对者所述因缺乏外界监督等可能引发的诸多恶性问题，且经实践证明上海的做法已取得了较好的实效，使上海的未检工作、帮教工作均走在了全国前列；（5）笔者认为捕诉合一与捕诉分离二者对于当事人而言其监督效果实质区别不大。虽然捕诉分离确实较捕诉合一增加了人员把关，但对于不起诉案件最终均需提请检察长或检委会集体讨论决定，即使对于起诉案件减少的也仅仅是检察机关自身的诉讼风险，而司法公正最终追求的直接公正是针对当事人群体的公正。在能确保法院公正审判的前提下，捕诉合一与捕诉分离二者对保障公正这一实质结果其实并无明显区别。再退一步讲，倘若历经公检法三道国家司法程序及律师辩护等对当事人权益的维护均未发现案件存在的问题，其产生的几率又有多高，若以小概率事件否定帮教等大概率优势岂不是捡芝麻、丢西瓜的不当之举？（6）未检工作应始终坚持以儿童利益最大化作为各项利益竞合的首选。这是未成年案件有别于他类案件的重要特征。面对利益竞合，有所取舍在所难免，而取舍的关键即在于何者更利于实现未检工作的真正目的？
二是突出帮教重点，加大对不予批捕高风险人群考察帮教的跟进力度，防范再犯风险，降低脱保几率。鉴于现实的办案压力，承办干警应充分利用司法社工资源，通过考察帮教工作的适时跟进、记载汇报等形式，确保对嫌疑人行踪的有效掌握。另外，鉴于目前司法社工人员有限、案件压力大的现实难题，笔者认为可从以下方面考虑解决途经：首先，扩展社工队伍。既可扩展原社工组织的人员数量，亦可增加新社工组织的加盟参与。笔者认为二者相比而言，后者竞争因素的加入，更能有效激励社工队伍的良性发展；其次，在人员有限的情况下，应鼓励推行重点介入。在人员紧张的情况下，若普遍推开难免导致蜻蜓点水、无关痛痒，即使实现了办案业绩“数字”上的面子工程，但对于真正提高嫌疑人的自身“素质”，我们又能做出怎样问心无愧的回答？例如，我们在帮教工作中更应突出对高风险人群、可能做相对不起诉人员、案件本身可捕可不捕的嫌疑人、部分案件的未成年被害人等等进行有选择的重点开展，以真正强调帮教过程的精细化及实效性，突出帮教结果，避免走马观花、流于形式。另外，应继续提升司法社工考察帮教的实际能力，在依靠嫌疑人自身提供信息的基础上，不断加强司法社工对外界客观证据考察的收集力度，以此逐步强化对司法社会调查报告客观公正性的有效保障。当然，除此之外，继续争取政府支持、扩大社会认同亦是保障帮教工作推进发展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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