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检法分歧看未成年人审前羁押问题/邵烟雨(5)
四是实行繁简分流，细化移送期限，提高办案效率。在审查起诉阶段，应对案件进行繁简分流，但为提高繁简分流受案分类的准确性，应在审查批捕阶段做出批捕与否决定的同时，即对此后移送审查起诉案件繁简分流的受案分类进行提前区分。对于部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应向公安机关发出《快速移送审查起诉建议书》并贴标注释，要求公安机关在规定期限内移送审查起诉。另外，笔者认为应改变实践中《快速移送审查起诉建议书》一概以“30日”为限的统一表述，提倡检察机关在法定范围内根据各案情况设定具体的移送期限。但是期限的设定应充分考虑公安机关的办案实际，提前征询公安机关承办人的具体意见，并将意见写入《审查逮捕案件意见书》，以便领导对期限设定做出最终决定。此外，检察机关在要求公安机关提速的同时，应一并提升自身办案效率，对于快速处理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应充分遵循20日内审结的审限要求，若20日内无法结案的应提前报请主管检察长批准，否则即视为案件超期并将其纳入考核。另外，为保障快速案件的顺利结案，司法社工审查起诉阶段的考察帮教必须提前介入，即做出审查逮捕决定后，即应即刻开展审查起诉阶段的帮教介入，避免因等待帮教而拖延起诉。
五是改变某些地区批捕阶段追捕加分而追诉不加分的不当做法。该做法的推行将直接导致批捕部门不愿追诉而倾向于追捕，甚至对原本可捕可不捕的犯案人员因此采取了逮捕措施，加剧了重刑主义思想的不当蔓延。根据《北京市检察机关侦查监督、公诉部门贯彻<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的若干意见》第一点第1条之规定“……对于大多数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依法体现轻缓、从宽的政策精神，可捕可不捕的一律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一律不诉，……”。当然，对于一些捕诉合一的部门，虽然不至于出现批捕阶段将追诉案件追捕化处理，但是同样衍生了另一个问题即“追诉案件延迟化处理”。因起诉阶段追诉恰系加分项。而该做法导致的直接结果不仅是降低了诉讼效率，更因嫌疑人查找工作的不当延迟给保障诉讼带来了潜在风险。因此，笔者认为批捕考核应将追捕、追诉一视同仁，避免重刑主义思想蔓延、处室意见分歧等可能加剧审前羁押的诸多因素。
六是设立鼓励自我监督的纠错免责制度及审查起诉阶段羁押必要性审查不严的追究问责制度。鉴于未成年案件目前正处于轻刑化发展的加速推进期，各类变化因素激增加剧了批捕承办人因反馈滞后等产生的强制措施误用风险。故而针对当前形势，为保障强制措施最终的准确适用，应积极推行羁押必要性跟踪审查机制，但为切实落实该项制度，笔者认为必须在现有考核对错捕扣分的基础上增设自我纠错免责或奖励机制，以此打破目前知错“不敢改”的体制僵局。而且自我纠错往往比他人纠错更易推行，他人纠错常会因人情因素、全局考虑等有所顾虑，睁一眼闭一眼的情况不乏少见，尤其对于并非罪与非罪的定性错误，如捕后判拘役类量刑等，一般并无主动更改的积极性。考核绝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最终目的的实现，这是所有考核制度设计的最大初衷。另外，为有效督促审查起诉阶段对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的切实开展，应对诉后未新增证据或未走快捕快诉程序但判处强制措施变更类案件的起诉考核予以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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