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检法分歧看未成年人审前羁押问题/邵烟雨(8)
二是正确认识《司法社会调查报告》的适用价值。虽然现今法律尚未对司法社工报告的法律性质加以明确。但既然社工报告已成为未检工作的重要组成，办案人员即应对其适用加以正确认识，既不忽视其实质价值，亦不对其绝对迷信。由实践来看，检察机关产生前者问题的可能性不大，相比而言后者产生的几率相对更高。例如，部分办案人员往往将《司法社会调查报告》的高度风险等价于“逮捕措施”适用的充分条件，而忽视了案件本身的严重程度等相关问题。先姑且不论《司法社会调查报告》是否确能得到其他机关的同等认可，仅就目前其在检察机关应有的价值界定来看，笔者认为《司法社会调查报告》的实际价值应仅限定于作为办案人员对强制措施选用的参考因素及预期评估，而绝不可逾越界限成为案件处理的决定因素，否则即过犹不及，失去了检察机关自身的存在价值。但是高度风险虽不能作为逮捕措施的决定因素，却恰是考验帮教实效的重点信号，是验证司法社工自身能力的重要标志。因此，笔者认为若帮教工作系与多家社工组织共同合作，则可将高度风险取保候审人员的未脱保率作为对各社工组织司法社工帮教能力横向比较的一项重要客观因素加以对比衡量。当然，其前提是此前的高度风险结论必须是客观的。为保障风险结论的相对客观性可安排社工组织间彼此人员事先监督确认等方式加以强化。
（三）拓展外部交流，统一公检法认识，提升逮捕必要性共识
检察机关应积极发挥前承公安后接法院的桥梁作用，使维护儿童利益最大化的刑事思想在整个刑事程序得以贯彻，并逐步统一。具体而言，检察机关、公安与法院应分别考虑加强以下方面的相关工作：(1)加强公检法交流，在统一办案理念的基础上，实现专门化处室对接。在推进未成年保护队伍专业化的同时,为三家沟通交流搭建机构平台；(2)公检法应尽早在法律原则的框架内共同协商、调研，制定针对常见罪名提捕或判处有期徒刑实刑以上刑罚的相对标准。例如，对于未成年案件应适当提高提捕门槛，继而既能实现对检察机关部分办案力量的优化配置，弥补帮教缺口，亦能提高强制措施适用的准确几率，切实保障未成年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另外，必要时亦可引入统一的量刑估算软件等客观辅助设备，将法院量刑预期加以前置；(3)公检法内部应及时传达统一认识，签批领导严把案件出口，注意案件的横向对比及类案归纳，以保障类似案情处理结果的相对平衡；(4)公检法应保持定期交流，做好释法说理，并根据相关标准的执行情况进行适时调整、逐步完善，以保证分歧意见的及时解决及强制措施的准确适用；（5）公安机关应加强对案件事实以外“逮捕必要性”证据的收集力度，并将相关意见在提捕意见书及卷宗材料中加以反映。例如，讯问笔录中应增设对嫌疑人父母、在京亲朋联系方式的讯问；对于嫌疑人愿意调取校方意见的，应将校方联系方式及是否愿意保留嫌疑人学籍，对嫌疑人的处理态度等在卷宗材料中一并反映，以便检察机关对“逮捕必要性”审查及帮教考察工作的顺利开展；（6）应将司法社工考察帮教加以前置。由于审查批捕阶段对于在押案件仅有七日审限，且社工介入亦受办案人员去看守所统一提讯等因素的制约，无法受案当日即行开展，调查时限极为有限。实践中，批捕承办人时常无法等待社工报告出具，即必须完成意见书制作，对于司法社会调查情况仅有对最终结论的大致了解，详细情况在未获得最终报告的前提下往往无法准确把握。另外，对于三四日内出具的司法社会调查报告，其本身的准确性亦难免受到时限因素的较大制约。故而为克服上述时限问题，笔者认为应将司法社工考察帮教加以前置。对于一般未成年案件司法社工应在公安机关提捕前即开始介入考察，对于已延长刑事拘留的案件公安机关应直至考察报告出具后方可决定是否提捕。但鉴于侦查阶段证据收集的涉密性，笔者认为考察帮教工作不易过分靠前，仍应在公安机关证据调取相对稳定后再行开展。另外，为保障司法社工考察帮教提前介入及实时跟进的及时开展，笔者建议应尽快在监所检察室设立司法社工联络点，以便司法社工对在押人员考察帮教工作的适时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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