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物件致人损害的侵权责任/蒋冠宇(3)
第二层次为建筑物等脱落坠落责任、堆放物致害责任和树木致害责任。较之抛掷物致害责任，这三种责任是程度稍重的责任类型。由于都使用了“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统一句式，故可做相同的解释。三种类型的责任采用了最典型的过错推定责任原则，过错的判断采取举证责任倒置和主客观相统一的标准，除一般注意义务以外，还应综合考量行为人的智力、经验等主观因素。难点在于对第88条堆放物致害责任中的“堆放人”的理解。对此，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堆放人”是指实际堆放物品、造成堆放物品潜在倒塌危险的人；另一种观点认为“堆放人”是指实际支配和控制堆放物品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两种意义上的“堆放人”通常是重合的，但在例外情况下可能发生分离。此时，导致堆放物有瑕疵的是前一主体，保有堆放物的是后一主体。因违反物件管领义务是承担物件致害责任的最终依据，只有对物件有管领义务的人才是真正的责任主体，所以，后一观点最符合物件致害责任的精神。而且，对比建筑物等脱落坠落责任和树木致害责任的条文，可以发现两种类型的责任主体都包括“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将“堆放人”理解为倒塌的堆放物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前后逻辑也更为顺畅。
第三层次为地下设施致害责任。与树木、堆放物等易见物相比，地下设施致害的隐蔽性更强、危险性更大，责任也更为严格。主要表现在对过错的认定采取了完全客观的标准。第91条第1款和第2款分别规定了施工地下设施致害责任和普通地下设施致害责任。对于前者，施工人的管领义务是“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施工人不仅要同时履行两种注意义务，二者缺一均推定过错成立，而且在效果上要达到足以保护他人的程度。对于后者，管理人的管领义务是“尽到管理职责”，依据“善良管理人”、“一般理性人”等客观化标准进行判断。从责任人无过错免责的证明标准来看，地下设施致害责任明显高于树木、堆放物等致害责任。这表明了立法者轻重不同的价值判断，藉此彰显物件危险性愈高责任愈严格的立法理念。
第四层次为障碍物致害责任。这一责任是障碍物设置人的直接责任和公共道路管理人的补充责任的结合，责任的严苛性集中表现在责任主体的多重性上。第89条并没有明确障碍物致害的责任形态，但从责任主体———“有关单位或者个人”的表述来看，其特殊性不言而喻。立法者既不使用“道路管理人”的称谓，也不采用“障碍物设置人”的术语，而是做出了有别于本章其他条文的模糊性的文字表达，由此很难得出单一责任主体的结论。只要联系《侵权责任法》第37条的规定，就会发现障碍物致害与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行为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公共道路管理人是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的管理人，障碍物设置人是造成他人损害的第三人。公共道路管理人的管领义务是确保道路的顺畅，而障碍物设置人的管领义务则是以适当方式处置物品。类推适用第37条的规则，障碍物设置人应承担直接侵权责任，公共道路管理人则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因此，“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应指公共道路管理人和障碍物设置人。同时，鉴于障碍物致害与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具有同质性，其归责原则也应划分为两种情形：公共道路管理人承担的是过错推定责任，障碍物设置人承担的则是过错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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