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平等与女权平等的政治抗辩/张念(11)
尽管卢梭那个语焉不详的“普遍意志”变异之后，成了建制、法与国家，但我们不要忘记“普遍意志”的形成是为了催生一个充满活力具有生命脉动的有机整体，而不是将政治生命体僵化为一部万能的永动机。如果指认敌人的方式是在经验—实践之流中保持政治的敏感性，那么之于女性经验的价值重构本身，就是一种强意义的政治行为。
因此，关于政治的紧张感与敏感度所要表达的是：没有永恒的敌人，同样意味着没有永恒的朋友，法理结构及其共同体的稳定性与敌 / 友的非稳定性的共在共存，才可推导出平等更为深层的政治含义：共享。共享超越了外在的权利授予，“共享”制造了一个僵局：“必须选择要么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之中成为平等的人，要么在一个‘平等的’社会之中成为不平等之人”[22]。因此，平等作为共同体的奠基性声明，恰恰是在政治的领域，使得原则性平等与事实平等的纷争得以呈现。而共同体不可能在权力统一的属性上被思考，否则就会出现施密特式的矛盾，共同体只能是“一”与“多”的对抗性产物。就世俗政治而言，世界上不可能存在所谓的主人共同体，相应也不可能存在奴隶共同体，一个纯洁的如水晶体般的人类聚合物要么是出于想象，要么是出于谎言。可见，朗西埃是在政治的生成性维度上来使用“平等”一词的，比施密特所说的“实践—教义”更为清晰地表明了霍布斯所设计的主权装置，其缺口就这样被“平等”划开了。
如果人对自身的完满性保持足够的信心，其逆向表征就是缺憾的永恒性，总有“不平等”在试图攻击共同体的完整性，这攻击并非破环，而是激励人们走向更高的完整性。古希腊谚语有云：平等生友谊，平等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平衡力，平等的人类学价值在于说出了精神现象学层面的人的双重意识，即主 / 奴的辩证法。因为友谊只可能发生在平等的人群之中，同理敌人亦然，没有平等实际上我们就无法区分敌友，更不可能产生政治，这先于政治而被预设的原则，是政治逻辑的起点。
如果仅仅停留在对于权力的分析之上，政治在根本上就只有两种形象：暴君与奴隶，因为统治与服从的正当性已经在契约论中得到了完美的论证。如果按照敌 / 友论来辨识政治，就会发现暴君没有朋友，奴隶没有敌人，也就是说没有什么政治性可言。没有盟友与没有敌人的结果就是，宣战（斗争）怎么成为可能？由此，施密特的用心其实是想说，没有斗争就没有政治。其实在具体的友爱之中，暴君与奴隶可以同时存在于个体之中，使得尊重成为可能，并享有尊重所带来的自由乐趣。但尼采却认为，女人不懂得友爱，因为她们不知尊重为何物，她们要么是暴君，要么是奴隶，当然男哲学家在此说的是男女关系，他否决女人之间存在友谊的可能性。即使爱情中的女人，因爱而顺从，因爱而专横同样可以发生在同一个体之中，据德里达分析说，唯一的区别就是女人没有结盟与宣战的能力。[23]问题就来了，同样是友爱政治的辩证法，为什么在男人这里就具有政治性，一旦女人介入其中，就变得不适用了呢？或者在爱情之外的女性友谊，即女人之间的结盟怎么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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