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平等与女权平等的政治抗辩/张念(13)
[2]［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0页。
[3]［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9～72页。
[4]［法］卢梭：《爱弥尔》第5卷，载《卢梭全集》第7卷，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5]关于性、性别以及异性恋话语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辨析，以及有关Queer（酷儿）实践的理论基础，可参见《性的交易：盖尔卢宾与朱迪斯巴特勒的谈话》，载［美］佩吉麦克拉肯（主编）：《女权主义理论读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6]根据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对于亲属关系的研究表明：乱伦禁忌与外婚制是文化起源的两大法则，而外婚制，即女人的流通使得部落联盟成为可能。结构主义人类学与反文化质询建立在索绪尔之后的语言学基础之上，列维—斯特劳斯关注的是文化的内在结构，怎样组织并规定了人类的交往形式，这结构超越了时空限制，在理性思维被严格地描述之前，这结构就已存在，政治同样处在这样的一种结构之中，并内在于人的思维方式，而非历史性的产物，即意义 / 非意义是如何构成的。参见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第四章，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7]［法］卢梭：《社会契约论》，第16页。
[8]安提戈涅的悲剧在于其女公民这样的身份，要么作为公民遵从国王的律令，要么作为妹妹成就自然伦理，但安提戈涅的伟大也在此，既违令埋藏了哥哥，又遵从法令作为公民接受惩罚，并欣然赴死。
[9]在对专制的批判中，洛克的理路依循亚当—父权的语言象征，因此个人解放的重点只针对“儿子”，以及挣脱父权之后的“兄弟联盟”，而德里达则从古希腊的友爱政治学中，读出了“女人”的缺席，德里达的问题是兄弟联盟对于女人的排斥，在哲学的起源处有何根据？参见［英］洛克：《政府论》，瞿菊农、叶启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法］德里达：《友爱政治学及其他》，胡继华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0]列奥·斯特劳斯认为，在有关契约论的论证上，霍布斯与卢梭的逻辑起点不同，前者基于人性心理，后者倚重于自然状态。这“自然状态”在斯特劳斯看来，与一种奔放的艺术家意志更接近，是一种反社会的独立个体性，于是他才说，卢梭将非政治的因素纳入其政治学论，参见［美］列奥·斯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74～3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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