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平等与女权平等的政治抗辩/张念(6)
基于契约论之上的现代国家建制，一个显在的成就是：瓦解了任何阶层与利益集团的特权，这个最不平等的政治表征就是王权制，但赶走了国王就意味着平等的完全实现吗？因为在逻辑上平等与任何形式的特权或霸权相对，而“平等”概念作为一种参照系，时刻检验现实中的不平等，在平等的承诺中去不平等地、非对称性地提出新的抗争议题。这一切不可能在人之外去发现不平等的迷踪，恰恰是“人权”本身就是这种可疑的踪迹，因为人权不可能涵盖人的丰富性与差异性，且在人权的面前，站立着的不可能是同质化的人。
人的造型与构成，最不可化约的所在就是男人 / 女人。如果政治还是在基于统治 / 被统治的关系模式中得到理解，那么统治权的正当性一旦确立，所有的服从就无需质疑，成为一个合法的公民与成为一个好的男人或女人，在逻辑上显然是一致的。但稍有生活常识的人都清楚，这二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那么在既是公民，又是男人 / 女人的同一个主体身上，在人权平等语焉不详或沉默的地方，这奇异的部分究竟意味着什么？
平等原则至今依然是最为激进的人类理想，在其被刻写在现代国家的承诺之中那一刻起，就一直在扩展并激活人们对于人权的理解。显然人的历史比追求平等的历史更加久远，在平等政治的实践中，最为困难的就是平等的真在自然差异、社会差异、历史差异面前，既不可能向人道主义求助，也不可能站在反人道的方向上，将人们赖以维系的现存秩序全部冲毁。但是，平等的真作为一种政治实践的激励话语，为建制化、制度化的现代政治提供了更甦的可能。
柏拉图的“女公民”依然是一个亘古的政治议题，并且是作为问题的“女公民”如何复现在现代视野之中——如著名的安提戈涅公案，[8]她们如果还是被作为会说话的财产充公，为城邦与男人所共有——城邦与男人在柏拉图那里是可互换的词汇，那么现代之后，“女公民”的称谓必须同时在国家与男人这两个向度上得到澄清。于是，政治平等在女权主义的视野中，同时意味着与国家权力相对的公民权利，以及与男性权力相对的女性权利，前者体现在政治制度的安排之中，而后者则更多体现在被习俗惯性所拖拽的麻木之中。不可否认的是，所有美好制度的安排最终都归结到我们的生活方式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女权是对公民权的再造与更新，并且很有可能背负着“反人性”的污名，在打破既定伦理秩序的平衡之时，迎来新生与作为新生之罪的政治图景，在女权平等的政治实践中，其悖论性形象尤其鲜明。
人权平等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价值预设，而不是人们要去追求的目标，就好像现代国家作为一部精良的装置，平等就是设定在装置中的危险程序，她时刻扰乱装置运行的稳定性，如果不是在宗教或者共产主义的系统内来观察，那么平等就是现代政治建制及其统治合法性的一个漏洞。而这个漏洞，或者这个可疑的类似病毒的程序作为前提，使得不平等得到了更为深广的辨识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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