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权利释义学体系初探/郑贤君(5)
中国宪法文本没有明示的隐私权条款，以解释学方法阐释中国宪法第38条“人格尊严”即可容纳对隐私权的保护。盲目将西学奉为圭臬，既说明学者宪法文本意识匮乏，亦无助于对基本权利概念的普遍理解，难以促成基本权利概念的中国化。
三、克服僵化：范式的革命
范式革命可破解因体系封闭导致的基本权利僵化。作为常态的范式研究是在一个固定和相对封闭的结构中进行的，它由三种要素组成，即信仰、价值与技术，亦即某一科学共同体成员持有共同信仰，奉行相同价值，沿用共有技术服务于某一问题的研究，此谓科学。反之，若某一学术团体内部成员缺乏相同信仰与共同的价值信奉，不遵循既定的学科技术规范，则该团体不能称为科学共同体，而只能是“草台班子”。
库恩将科学分为常态科学与非常态科学，其中常态科学为范式研究。范式为学科共同体。“一种范式是，也仅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反过来说，也正是由于他们掌握了共有的范式才促成了这个科学共同体。尽管这些成员在其他方面并无任何共同之处。”[6]范式存在的前提是科学(学科)共同体的独立存在。在特定科学共同体内，所有成员默认并遵循共同规则，循此方法得出的结论被视为可接受的。一门科学的研究工作，“在常态情形下，具有共同遵守的基本假定、价值系统以及解决问题的程序”[7]。突破范式的研究为非常态，意味着范式危机或革命，此时结构内部已经无法提供解决新问题的方法。常态基本权利研究是在遵守范式三要素的前提下进行的。宪法学人信奉基本权利，将之视为价值，运用宪法解释技术证成某一基本权利的规范含义。信仰、价值与技术各不相同。信仰是精神领域中的事情；价值从属于行动，是一套行为规则体系，具有评价作用，是评价法律规范乃至公权力有效性的标准，属于形而上；技术是形而下的，是通过践行价值达至并满足信仰的必由之径。这决定了基本权利研究是在认同而非质疑基本权利规范正当性的前提下进行的，也决定了宪法释义学是一种内敛而非外弛的研究方法。
外弛属于库恩的范式革命。新问题的出现使学科共同体内部要素无从应对，需寻求外部要素支持，此时使用非本学科专属方法服务于问题解决成为必然。这属于学科上的“突破”。“所谓突破，则指一种科学传统之既久，内部发生困难，尤其是对于新的事实无法作出适当的处理。当这种困难达到了一定程度时，这门学科的性质便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基本性的变化，换言之，即‘科学革命’。科学革命是‘危机’，它一方面突破旧传统，另一方面又导向新传统的建立，使研究工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7]基本权利释义也存在着内敛与外弛交互使用的现象。美国曾经将宪法解释分为“解释派”与“非解释派”两种(现已废弃这一提法)。解释派是指从宪法文本寻求依据以为裁决基础，非解释派是指从文本之外寻求裁决纠纷的规范[8]。严格而言，两者都是在解释宪法，只不过以何者作为佐证确定宪法规范含义：是拘泥于宪法文本文字本身，还是从生活事实中提炼规范；是服从“死的宪法”文字，还是依从“活的宪法”中的价值。前者是法律形式主义的，后者属于法律现实主义之一种，也是外弛方法在宪法解释上的表现。非解释方法的使用有两个前提：一是创制新权利；二是文本没有明确规定。非解释派体现在隐私权的宪法保护中。隐私权是一项新权利，美国宪法文本文字并未规定这一权利，该权利是在1965年的“格里斯沃尔德诉康涅狄格”一案中确立的。在证成该权利的过程中，法官除使用伴影理论之外，还以社会现实与大众心理为基础，确定私人领域的事务属于自主范畴，它们是基本的，也是州公权力所不能染指的。其后，在涉及差别对待与歧视妇女的平等保护案件中，最高法院再次突破传统证据规则，使用社会科学与心理学方法证明工作场所对妇女施加的不公平待遇侵害了妇女的身体与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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