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规划冲突的行政法理/王贵松(11)
在发生了规划冲突之后，除了依据上述原则和机制解决之外，尚需有一个重要的制度相配套，那就是行政规划的变更。在冲突发生之后，下位规划或者上位规划要根据情况作出一定的调整变更，同位规划之间也要就同一事项作出一定的调整变更。我国在有关规划的立法中对于规划的变更以往很少强调，现在的《城乡规划法》单设一章对规划的修改作出规定，但其程序的严格性和超强的稳定性似乎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29] “换一届领导换一个规划”、把规划当“鬼话”固然是不正常的状态，但不面对现实过于强调规划的稳定性同样也是不正常的状态。规划的过于稳定，必然导致规划与现实之间的脱离、规划之间的相互冲突和规划的虚化。规划修改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对规划本身的合理性作出反思的过程。
, 的发生，另一方面也应积极采取措施调整自己的规划。在不能达成一致时，即应通过对话协商加以解决。如果无法或者不愿协商，则只能请求上级行政机关作出裁定。[27]但唯有通过协商解决，才更有可能获得双赢的效果。要建立调整水平冲突的对话协商，首先应确立规划信息的通报和共享机制。充分获取规划相关信息是科学编制规划的前提。这里的相关信息自然也包括其他行政规划的信息，这一点在制定同位规划时也同样重要。其次，听取意见机制。在接受到其他相关规划的信息之后，发现有与本规划相冲突的可能，即应积极沟通。相应地，行政规划的制定者亦应积极听取其意见，如果不采纳其意见，应说明理由。再次，事务的共同对话机制。在确立了协商主题之后，由双方主体召开联席会议进行磋商。在磋商中亦可发挥专家的作用，双方可共同邀请专家参与论证，而不必各自延请专家分别论证，以节省行政成本、提高达成共识的进程。
五、结语：行政规划冲突的预防与消除
规划冲突问题的解决，可谓整个规划法问题的一个缩影。规划间相互调整的过程，也是对上位规划的统合作用、下位规划的自治性进行反思和调整的过程，也是对规划体系所包含的不同价值序列重新认识和权衡的过程。不论是上位规划与下位规划的冲突，还是同位规划之间的冲突，终归是对整个行政规划体系统一性的破坏，终归是对人类理性的自我嘲讽。为了确保整个行政规划体系的协调一致，为了保障各个规划的相对独立性，整合原则与逆流原则的对接、合法原则与协商原则的结合，并按照一定的机制对规划冲突进行调整，均不失为对规划统一性的恢复，不失为对人类理性的挽救。
要获取规划的理性，我们需要正视复杂的现实，遵循历史的经验，勘定理性的边界。为了预防规划冲突的发生，还应正本清源、从制定规划之际着手清理。为了调整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应欢迎各界代表参加规划制定的组织，努力实现组织构成的多元化，通过规划主体参与规划制定程序来进行调整。[28]为了预防规划的垂直和水平冲突，建立一种交叉型、对话型规划制定程序，应会收到较好的现实效果。我国《城乡规划法》第26～27条为这种交叉型、对话型的规划制定程序留下了空间。它要求城乡规划报送审批前，组织编制机关应当依法将城乡规划草案予以公告，并采取论证会、听证会或者其他方式征求专家和公众的意见。审批机关应当组织专家和有关部门进行审查。这就为其他部门的对话参与提供了制度上的支撑，但还需进一步细化，提供可操作性强的对话程序，预防可能出现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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