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规划冲突的行政法理/王贵松(14)
[23] 参见〔日〕宮田三郎：《行政計画法》，ぎょうせい1984年版，第149-150页。
[24] 例如，国务院在《关于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国函〔2005〕2号，2005年1月27日）中，对《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的审查实际上就远远超出了合法性控制的范畴，对北京市的功能定位、发展目标、若干注意事项均有明确指示。
[25] 参见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修订草案）>初步审议情况的汇报》，载于《中国土地》1998年第8期，第12页。
[26] 参见田春华：《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渐行渐明》（上），载于《中国土地》2007年第5期，第7页。
[27] 当然，引入法律的手段，允许机关诉讼等形式，更有助于实体规则的形成和可预见性。
[28] 参见〔日〕大橋洋一：《まちづくりにおける法定計画と協定·協議》，载于芝池義一、小早川光郎、宇賀克也编：《行政法の争点》，有斐阁2004年第3版，第228页。
[29] 《城乡规划法》第7条、第17条第3款。
作者简介：王贵松，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文章来源：《清华法学》2012年第5期。第4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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