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故意犯罪中对危害结果的明知/李为民(2)
就案例一案件而言，表面上看，侵犯的客体是补缴保险人的财产所有权。实际上，司法机关定罪折射出来的侵犯客体是犯罪嫌疑人对养老保险管理秩序的侵犯。如果不存在对这一客体的侵犯，这个案件就不构成刑事案件，而是一个纯民事案件，是一个债务纠纷。之所以将已经转移到北京的养老保险关系取消，是因为北京方面认为J省C县社保局的做法错误，并不是因为王长利、杨兵收取被害人的代理费。这是问题的本质。那么，王长利、杨兵的行为是否构成对养老保险管理秩序的侵犯？显然不能。补缴是通过了C县社保的审查，没有理由让王长利、杨兵认识到经政府审查认为合法的行为也构成对养老保险管理秩序的侵犯。
第二、直接因果关系。
在因果关系中，会有许多链条。每一具体的因果关系都是环环相扣，在环环相扣的因果关系中，追根溯源，不能割裂互相之间的联系。“案例一”中的结果是补缴保险人的社保落空，交付的保险费打了水漂，由此推论其代理行为是诈骗性质。这一推论就是将因果链条的中间环节断裂开来。这一因果关系应是“代理行为→C县补缴社保→转到北京续接”。北京社保将接续行为认为无效，将这个结果的原因归结为王长利、杨兵的代理行为，跳过了C县补缴社保这一中间环节。
造成北京社保接续不能的结果，是北京和J省对补缴社保政策的理解不同。如果北京与J省对补缴的政策、理解相同，20余人在J省已经正式补缴了社保，就不会发生接续社保作废的情况，也不会造成补缴社保的人认为自己被骗。王、杨收取代理费的行为也就成为正当的，至少不能认为是犯罪行为。由此可以看出，对危害行为结果的判断，只能对自己的行为直接产生的社会危害性作出判断，不能要求行为人对行为结果进行判断，否则就导致客观归罪。
第三、主观恶性。
对犯罪的认定是对行为的认定，但为什么犯罪的构成中必须具备犯罪的主观要件？如果没有主观要件，无法从行为的外表下区分罪与非罪。劫匪开枪杀人与警察枪杀劫匪，结果都是人的死亡，但二者性质截然不同。仅以行为定罪，劫匪和警察都是杀人犯。这就陷入了客观归罪的泥潭，将善恶美丑、是非曲直混为一谈。犯罪的法律结果是刑罚，刑罚的目的是矫正，矫正就是矫正犯罪人的主观恶性，使行为人从思想上认识到行为的危害性，不再犯罪。行为人主观恶性的有无和程度的大小，可以从行为的过程中进行观察、分析。王长利案件，在行为前为防止异地补填被确认无效的结果，特意咨询了政府的管理部门，在得到了政府主管部门确认符合规定的答复后，才实施的代理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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