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奠权”的法学方法论反思/胡岩(8)
[16]仍然有学者主张并鼓励这种“权利保护”的扩大化，如有的学者就认为“就民事诉权具有创设民事实体权利的作用而言，法官可以通过审判（诉讼）对实体法中的概括性规则和原则进行解释、创设新的规则和新的权利类型以适应社会的发展。比如；知果法院积极受理诸如贞操权、接吻权、生育权、性生活权利等人身权利受损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话，就能创设现行法律所没有的新型的权利类型”，但是法官有这样的权力在没有法律规定和法学支持的情况下，无限扩大法律保护的范围吗？持有该种现点的学者无无疑是“法律万能主义”者，但是法律是万能的吗？参见唐晓鸣：“我国民事诉讼权保障存在的问题与完善建议”，载http://stzy.stedu.net/txm/html/gkfblw27.htm1, 2010年5月1日访问。
[17]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多数的纠纷是两个正当利益之间的冲突，而非合法与非法的冲突，正因为是两个正当利益的冲突，导致法院在审理中，需要权衡利益冲突的法律后果和社会后果，再依据法律做出判断，但是即使知此，无论法院如何判决，只要它保护一种权利，实际上必然侵犯另一种权利，这就是权利的相互性。参见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1页。
[18]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对于“所有社会问题最终成为法律问题”的美国而言，更让人关注。参见[美]玛丽·格伦顿：《权利话语-穷途末路的政治言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9]王伯琦：“论概念法学”，载王伯琦：《近代法律思潮与中国固有文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页。
出处:《法律适用》201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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