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成要件论：罪刑法定与机能权衡/蔡桂生(3)
对于我国刑法学所处的时代，我国学者陈兴良教授针对日本学者西原春夫教授批判构成要件论的观点有过合理论述：“如欲超越贝林，我们首先必须回到贝林，理解贝林，否则就没有超越而只有误解。即使今日贝林的构成要件论如西原春夫教授所言，已经成为‘悲哀的玩具’，我们也必须经历这需要玩具的犯罪论的童年时代。这就是说，我们必须从犯罪构成的歧路返回构成要件的原点，然后从问题的原点重装上阵。在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刑法学需要贝林构成要件论的启蒙。”[7]当然，我国是否真的准确地处于贝林的古典体系时代，而不是处于迈尔（M. E. Mayer）等人的新古典时代或其他犯罪论体系的时代，都可以讨论，但不应存在疑义的是：罪刑法定原则这一作为现代法治的铁则，是除了自圆其说这种逻辑标准以外衡量学说方案取舍的最重要标准。
另外，需注意的是，在犯罪论体系中，贯彻罪刑法定不仅依赖构成要件这一范畴，犯罪成立的其他条件，也可以起到保障罪刑法定的作用。张明楷教授正确地指出：“无视法律所规定的容许性要件（阻却违法性的要件）而认定犯罪的做法（如将正当防卫认定为犯罪），依然违反了罪刑法定主义。再如，当责任年龄以14周岁为起点时，将年仅13周岁的人的杀人行为认定为犯罪（无视法定的责任阻却事由），也违反了罪刑法定主义。又如，对不具备客观处罚条件的行为科处刑罚，同样不符合罪刑法定主义。可见，为了保障罪刑法定主义的实现，认定犯罪必须在任何方面都具有法律的明文规定。”[8]当然，构成要件保障罪刑法定实现的机能得到了普遍认可并已广为人知。德国学者就这样写道，从罪刑法定原则中可直接推导出，仅当人的举止符合明确表述了受刑罚禁止或命令的行为的规定时，才可科以处罚。我们将这种对犯罪的描述称为构成要件。[9]
二、构成要件论中的体系性和机能性思考
本文所探讨的构成要件论，乃是大陆法系刑法教义学中作为犯罪成立首要条件的构成要件论。在刑法教义学研究中，犯罪论体系的研究占据着中心的位置，我国台湾学者许玉秀教授甚至说：“犯罪阶层体系可以算是刑法学发展史上的钻石，它是刑法学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晶。” [10]从实际意义上讲，采纳阶层式的犯罪论体系，乃是出于两点考虑：首先是要有逻辑，在前面的审查步骤中不得以后面才加以审查的东西作为前提；其次是要讲经济，要尽量避免进行多余的审查。[11]
近一百年来犯罪论体系的演变，是以（不法）构成要件论的不断发展作为基础的。这一点，不仅在德国是这样，在日本也是如此。这种严谨精细的体系性研究，有时甚至发达到人们觉得它太发达的地步了。[12]但是，诚如我国学者所说：“对于刑法学这样一个关切公民生杀予夺的学科来说，过分精细之过错远远小于粗放之过错。因此，没有经历过精细的我国刑法学，是没有资格指责大陆法系刑法学过分精细的。” [13]体系性思考的成就便是刑法学的精细化或精致化，[14]而犯罪论体系的现代发展，一定程度上又是以（不法）构成要件论不断阐释作为前提的。在当代德国，自20世纪初以来，经过百年的发展，总论的框架性内容已臻于成熟，刑法教义学论争焦点多集中于细节处理和分则诠释，因而在教科书中刑法分则篇幅通常为刑法总则之两倍。退一步说，在相关的问题得以成熟的讨论之后，理性的人们便会自动地减少讨论，过度的讨论并不会也不能对现实产生多少影响。而在我国，由于现代化起步较晚，而且反复较多，故而，吸收消化德国在刑法总论基本问题上的既有合理成果，不仅经济，而且稳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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