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成要件论：罪刑法定与机能权衡/蔡桂生(4)
（一）体系性思考
1．现代构成要件论的产生是体系性思考的结果
现代构成要件论的产生，在一定程序上，也是体系性思考的结果。由于19、20世纪之交，社会变动加剧，导致国家权力扩张，从而干预到公民权利。为了巩固罪刑法定的成果，需要对过分扩张的刑权力加以限制，这样在定罪过程中，提出体系上的新范畴以限制定罪处罚权就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这种新范畴必须符合逻辑准则，只有这样，它才有能力发展成为一个体系。正如普珀教授所说：“体系方法，本质上也就是一种逻辑的运用。随而，体系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也承担在法学方法论中的命运。” [15]
当然，在刑法中，这种体系新范畴的提出，也需要同时具备法律上的规定，这样才能依据法条借助逻辑而提出相应的范畴。例如1871年《德国刑法典》第59条规定：“若行为人实施可罚行为时没有认识到属于法定构成要件或提高处罚的情状的存在，则不得将该情状归属于他。”这样，法定的构成要件便是认识的对象，也就是说，是有罪责之认识所针对的对象，因而在这种对象当中便不得再有罪责。[16]这就使得作为认识客体的对象和认识主体的认识活动区分开来，而罪责乃是对这种认识活动的评价，它需要依附于这种认识，这也就使得法定的构成要件独立于罪责，此亦即后来人们说的认识错误的构成要件（Irrtumstatbestand）。质言之，构成要件及其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立法的产物。
现代的构成要件论的产生便是基于这样的社会背景和法律前提，当然，当代的构成要件论已经在很多方面修正了针对构成要件的这种认识。[17]但不管其具体构造怎样变化，构成要件符合性这个范畴因其产生之初就带有限制刑权力的旨向，故而，由它充当犯罪论体系中保障公民权利的象征就变得十分自然。德国学者马克森（Marxen）在研究了20世纪20、30年代德国反自由主义的刑法后写道：“构成要件符合性服务于保障制定法作为界分可罚和不可罚领域、界分国家权力领域和个人自由领域的界线。它要求：在更为客观的、尽量价值无涉的概念性审查中确定，是否在行为人的行为中可以找到法定构成要件的诸要素。放弃主观的审查标准以及较多价值评判性的审查标准，将使得清晰的界线成为可能，并将强化刑事制定法作为犯罪人以及非犯罪人的‘大宪章’的机能。凭借类推适用不利于行为人地扩张法定构成要件的做法，会与自由刑法的界分机能背道而驰。”[18]
现代意义上的构成要件作为20世纪初新提出的概念，其实应该说是个包含了诸要素的新范畴，形成了体系性地整理犯罪的可罚性条件的起始点。在犯罪论体系发展过程中，经由构成要件符合性这个范畴，人们提出了许多新的犯罪审查方案和犯罪体系构造。新方案和新体系的提出及其互相竞争，所依靠的准则和方法即为逻辑。可以说，在整个20世纪，在德国居于统治地位的体系性方案，都具有这个特点。针对这些刑法体系性方案，许内曼（Schunemann）教授合理地论述道：“刑法体系被视为依照演绎逻辑之原则，从帝国刑法典所推导并整理出所有的可罚性条件与其彼此间的关系。根据这些可罚性条件及其彼此之关系，对于任何一个可想象之个案的可罚性问题都存有一个明确之答案，在必要时我们还可以透过进一步解释那些存在于整体体系中但并不完全清楚之规则，亦即透过体系中个别要素间之推导关系来得出答案。” [19]就体系性方案的必要性及其价值，他还进一步指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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