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与合作：法医学鉴定人的质证规则/董兴建(2)
2、损伤检测的不一致性。在损伤程度的检测手段中，虽然有一些规范，但并非都是可以得到一致结果的检测手段。此一方面与损伤本身的变化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检测人员的方法和经验密不可分。比如对肢体功能、肌力的评测等。
最后，一些特殊的伤情，由于与鉴定标准区分伤情程度的表现接近而难以划分如界限性损伤，从而导致不同鉴定人的认识不一，得出不同的鉴定意见。
其实，出现有异议的鉴定意见，尤其在司法鉴定体制的完善与法庭科学的不断发展中，并非是不正常的现象。媒体撰文所说的需要一个权威性鉴定或者由该专门性问题的专家来最后裁决，后者即使会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形也非常少。对专门性问题的司法鉴定或者专家意见的采信问题，虽然一直是一个难题，各国的法律却均未奢求出现一个权威机构以“一锤定音”；引入专家陪审员的建议，也由于其可能产生预决力而偏离司法公正的应有意义而受责难。相反，以法庭质证来审查鉴定意见的科学性，却是目前法律界的一个共识。专业的归专业，法律的归法律，这是鉴定人与司法人员应强调的自然理念。在2012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该意见被新的刑事诉讼法采用，并于第187条第3款规定：有异议鉴定意见的鉴定人经人民法院通知，应当出庭作证。鉴定人拒不出庭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该条款的规定为鉴定意见冲突的现状作出了最终选择，能够有效避免多次重复鉴定的现状。
（二）、法医学鉴定人出庭作证是保障当事人权利，维护诉讼公正与司法公信不可替代的方式。
无论是对抗模式或者纠问模式的庭审，证人出庭作证都是整个庭审得以顺利、公正进行的重要条件。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审判模式和大陆法系的“自由心证”制度都有赖于证人的口头证言。法医学鉴定人虽然具有可替代性，但是法医学鉴定人出庭作证同样有利于提高审判的公正性。在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国家，法医学鉴定人出庭作证不仅是直接言辞规则的体现，又是案件利害关系人的质证权利保障，是法庭查明事实进行裁判的一个重要程序。
从2003年的“天价葡萄案”到2008年影响较大的“瓮安、石首事件”、“躲猫猫”事件等，无一不与鉴定有着密切关联，后者甚至就是对鉴定本身的不认同演发的。在全国人大决定规范司法鉴定管理近5年的今天[ 本文写作于2010年底，2011年5月发表于四川省检察院内网，参见：http://10.51.1.7/goa//adjunct/C001/pubinfo//20110509/PubInfo/510000/2011/5100000000000000_PUB_AJUNCT_INFO_000000000037861.doc，2013年4月8日访问，本次略作修改。。]，对避免鉴定行业的信任危机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有学者指出，在涉及专门性问题的诉讼中，法庭过分依赖专家及鉴定机构在相关科学领域内或行业内的影响，未能形成采信鉴定意见的共识或普遍性规则，缺乏对鉴定过程的程序监控，鉴定程序存在的问题最终导致鉴定意见公信力的衰减[ 邵俊武：专门性问题的诉讼证明与证明的科学，第二届证据理论与科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上），205-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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