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维度中的“科学立法”/江涛
■科学立法，应遵循法制的连贯统一。立法贵在衡一，法度不齐，则守法者惑。
■立法作为一种社会公共资源，和自然资源一样是有限的，应当厉行节约，保持立法必要的边界，注重立法有所为、有所不为。
■无所不容的法律会丧失固有尊严，也不利于人们遵守，法律条文简洁精练、准确、直截了当，才能易于贯彻。
当前，社会矛盾有触点较多、燃点较低、处理较难的趋势。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牢固基石，法治是调节社会利益关系的基本方式，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集中体现。把以人为本、公平正义作为法治建设的灵魂，把切实保护每个公民的每一项合法权益作为法治建设的根本任务，才能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最坚实的基础。“科学立法”正是构建和谐法治的重要前提条件。
第一，科学立法，应树立可持续的唯物主义历史发展观。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大治时期的法制和谐是一种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即使在德治、人治的情况下，一些执政者仍然十分重视法制建设，以法制和谐促进社会和谐。例如:唐代的“文景”、“贞观”、“开元”之治，当时的法制充分体现了礼法结合的内容，以至主流的儒家思想独尊地位进一步巩固，影响进一步扩大，使打击违法犯罪、处理各种社会关系有章可循;司法机构互相制约，官员依法办案，慎刑和恤刑原则在司法中得到较好体现，社会公正表现突出等。
此外，法制和谐也同执政者较强的执政能力和执法者较强的执法能力息息相关。他们一般能勤于思考，励精图治，顺应民意，努力执政执法。例如，文帝、景帝努力“与民休息”，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法制和谐、社会和谐的制度，减轻田租、赋役和刑狱，大力发展社会生产，缩小了贫富分化，缓和了社会矛盾。
但是，不可否认，中国古代的法制和谐是建立在专制君主统治基础上的，有其历史局限性，法制和社会管理方面存在很多缺陷或隐患，不和谐因素不可避免地存在。例如，开元天宝之际，贫富两极分化严重，法治的社会平衡作用扭曲，社会矛盾激化，国家迅速走向衰弱，和谐不复存在，社会陷入灾难。这些都警示后人，在努力建设和谐法制的同时，应努力实现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立长久之计。
第二，科学立法，应遵循法制的连贯统一。立法贵在衡一，法度不齐，则守法者惑。管子云:“法不一，则有国者不祥。”历史上的法家强调立法上应确立“壹赏”、“壹刑”、“壹教”的原则，即用统一的立法标准行赏、行刑和同化思想。英国的法学家提出，凡制定的法律必须能和以前存在的法律构成首尾一贯的整体。法国的法学家也提醒人们，在中央集权的大国，立法者必须使各项法律具有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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