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我国反垄断民事救济中的消费者利益保护机制/毛晓飞(3)
欧盟委员会则坚持了损害赔偿原则，认为只要能够证明损害，那么不论是直接购买者还是间接购买者都享有诉权，这也符合欧盟法院的判例原则。[4]在《违反欧共体竞争法的损害赔偿诉讼白皮书》中，欧盟委员会提出了一个有利于间接消费者起诉的规则，即在出现损害转嫁抗辩的情况下推定间接消费者承担了全部损害。[5]这样间接消费者就无需证明损害，而必须由垄断者提出无损害的证据。此外，完全损害推定有利于鼓励间接消费者提起赔偿之诉，因为就此可能获得超过实际损害的赔偿以补偿其为诉讼支付的成本，其功效类似于美国反垄断民事救济中的3倍赔偿制度。
然而，对于消费者起诉资格的认定，我国人民法院的态度不甚明了。最高人民法院只是在《垄断民事纠纷若干规定》中第2条中笼统规定，原告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或者在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垄断行为的处理决定发生效力后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并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其中的指向性表述“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受理条件”并不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因为对于如何认定《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第1款第（1）项规定的“原告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 ”的要件可以存在不同的解释。一种解释是将“直接利害关系”理解为以交易关系为基础的利害关系，那么就会赋予直接购买者的诉权，从而否定被告在确认原告起诉资格时提起损害转嫁抗辩的权利，同时也可能为了防止重复诉讼而限制间接购买者的诉权；而另一种解释则可以损害关系为确立利害关系的基点，那么就要承认所有可能遭受垄断行为损害主体的原告主体资格，同时也必须给予被告损害转嫁抗辩权以避免多次反复赔偿。目前这种不置可否的状况可能会导致各地法院做法不一，因为地方人民法院可以采取任一解释拒绝直接或间接消费者，造成一定程度的司法混乱，使当事人缺乏合理预期。况且，也不能排除这样一种更为糟糕的结果出现：不论是掌握证据的直接消费者还是遭受损害的间接消费者都难以进入司法程序。
二、“小额多数”的群体诉讼
群体诉讼是反垄断民事诉讼中对消费者，尤其是“小额多数”的最终消费者，在受到垄断行为侵害时给予司法救济的一种有效手段。所谓“小额多数”是指，受害者个体所遭受的损害数额并不大（有时甚至十分微小）但受害者人数却极为庞大，因此垄断损失的总量相当可观。在已往的反垄断民事诉讼中已可看到这一迹象，但诉讼大多是单个消费者提出的“小额诉讼”。如2008年8月的“李方平诉网通北京案”中，原告李方平以个人名义向负责北京市固定电话服务供应的电信垄断企业提出1元人民币的损害赔偿，其理由是作为非北京户籍的消费者受到了垄断经营者的差别待遇，不能像北京户籍的消费者那样签订后付费的合同。这是一起诉讼标的微小的赔偿诉讼，但像李方平这样存在相同诉讼请求的非北京户籍的消费者群体是庞大的，如果他们都分别向人民法院主张其权利，那么对于法院而言将不堪重负。类似案件还有：2008年9月的“刘方荣诉重庆市保险行业协会垄断案”中原告刘方荣对负责实施卡特尔协议的重庆市保险行业协会提出赔偿保险费损失1元以及承担公证保全费1000元以及诉讼费的请求；2008年9月的 “重庆西部破产清算有限公司诉中国建设银行重庆南坪支行垄断纠纷案” 中原告请求被告赔偿100元损失并承担诉讼费用；2009年4月“周泽诉中移动北京等案” 中原告要求判令被告停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强行向原告收取月租费的侵权行为，以及在移动通讯服务收费上实行差别待遇的做法，并退还向原告收取的月租费1200元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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