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我国反垄断民事救济中的消费者利益保护机制/毛晓飞(5)
在司法实践中，依据第54条原告人数确定的代表人诉讼较为常见，而第55条原告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则十分罕见。主要原因在于，人民法院认为对于人群确定的群体诉讼采取代表人诉讼方式有利于节省司法资源并提高了审判效率，然而，对于人数不确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则在操作中“异常谨慎”。[13]首先，作为制定司法解释的最高人民法院就对此采取了保守的态度。譬如，在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赔偿案件中出现人数众多、 起诉时原告范围难以确定的情况，最高法院在其相关的司法解释中未对这一诉由案件能否适用《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的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的问题做出明确规定。[14]其次，下级法院也倾向于“在中国目前司法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采取较为谨慎的态度”。[15]早在1994年，北京市的人民法院曾经接受了一起不确定人数的代表人诉讼。该案涉及北京地区上百名消费者在购买被告“华时集团”等6家企业所生产的“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钻石金表”后发现，该表的实际质量与广告上所宣传的内容不符，因而指控被告以虚假广告欺骗消费者。[16]案件由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一审，有252名当事人在登记期满前获得原告资格。经过1年零7个月的审理之后，一审判决被告以虚假广告欺骗消费者的行为违法。1995年12月被告向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而整个二审程序历经了5年之后，最终于2000年12月做出与一审不同的判决，认为被告的广告行为不构成虚假广告，只是用词模糊，容易给消费者造成误解。消费者无权退还手表，而只是获得了800-1000元的价差补偿。在审理过程中，最高法院分别在一审和二审法院出具了两份不同意见，而最终的审判结果也令众多的消费者不满，并遭到学界的批评和质疑。[17]相应的地方人民法院在经历此案后对人数不确定代表人诉讼也产生了更多的疑虑，因为人民法院选择代表人诉讼实际上会增加社会对案件的关注度，同时也使得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承受更大的社会压力。这样会使得代表人诉讼的审理周期较单独立案案件更长。地方法院在面临代表人诉讼的情况下倾向于通过上共同的上级人民法院的复函来谋求裁判的统一，反而削弱了代表人诉讼本身统一判决的功能。另外，不确定人数的代表人诉讼在激励权利人维权的同时也有发现矛盾的功能，对法院平衡社会矛盾提出更高的要求。[18]而这种情况不仅限于北京，事实上大部分地方人民法院都并没有积极地适用法律规定的代表人诉讼，而主要采取了单独立案，尔后视情况合并或者分案审理。[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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