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权配置的原理/谢鹏程(5)
（三）保证接受监督制约
在法治国家，任何一个机构的权力都是有限的，而且是受到监督制约的。在西方国家，主要是通过三权分立来实现的。在社会主义国家，主要是通过“一元分立”[8]来保证权力的正确行使的，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一元分立是由民主集中制、分工制约和专门监督三个方面构成的。民主集中制是社会主义国家机构设置和运行的基本原则，它既是调整各个机关之间关系的原则，也是调整各机关内部关系的原则；分工制约是指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军事机关之间依照宪法规定分别履行一定的国家职能，并形成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的关系。由于国家权力机关是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军事机关的上位机关，因而它们之间不存在制衡的关系。专门监督主要是由作为独立国家机构设置的法律监督机关即人民检察院，设于政府之内的审计机关，以及分设于各国家机关的行政监察部门来承担的。行政监察部门负责对违反行政法律和纪律的行为进行监督和处理，检察机关负责追诉犯罪和审查纠正诉讼中公权力机关的违法行为。
检察机关是专门的法律监督机构。它既要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又要接受监督制约。首先，合理分工，保证检察权的有限性和相对性。这里主要是指检察机关与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之间的分工。检察权的法律监督性质决定了它不是一种终极性的裁决权，而主要是一种调查和追诉权。这种权力本身具有一定的程序制裁功能，但主要不是制裁，而是提请制裁，因而往往有后续程序的审查和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说，检察权的危险性和滥用的可能性相对较小。检察权中那些具有一定自由裁量权且缺乏后续程序的关键环节的权力可以统称为“消极型检察权”，如撤案决定权、不移送审查起诉权、不起诉权。对于这些消极型检察权需增设一定的外部监督程序（如人民监督员制度），以防止打击犯罪不力。对于立案决定权、职务犯罪侦查权、起诉权、抗诉权等积极型检察权，虽然有后续的程序，但是如果这些权力行使不当，既可能给当事人权利造成侵害，也可能给国家利益造成损害。从我国现行法律来看，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对象、范围、手段、方式、效力都是有限的，其独立性也是相对的。实践中存在的权力滥用现象，主要不是因为权力本身的错误，而是运行过程中的控制不当。人们往往因为这些积极型检察权的运行不当而认为检察权强大。因而需要防范滥用“不立案决定权”，防范“选择性执法”。如果检察机关做到了有案必查，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威力就不是检察机关的威力，而是法律的威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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