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折与展望——谈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龙宗智(3)
龙：我过去也对走日本、意大利的道路转向当事人主义发生过兴趣，但近两年由于一些主客观原因则取较为谨慎的态度。因为我们不能忽视目前中国由于历史传统、价值取向、社会心理特征，以及现实的政治结构所形成的这块土壤。在一块典型的适合于职权主义生长的土壤上移植一种异质的诉讼结构，很可能发生“南橘北枳”效应。我们与日本、意大利毕竟还有很大的区别。
此外，从结构功能分析，对抗制即当事人主义有几项弊端，其一，由于对抗制带来的“牙科医生式的诉讼作业”，即反复进行法庭调查和辩论，以及由当事人推进诉讼，必然降低诉讼的效率，“从重从快”难以贯彻；其二，由于诉讼由当事人推进，诉讼结构受双方的诉讼技巧影响较大，一般认为，它较之法官职权主义，不利于查明案件的实质真实；其三，大大增加了指控的难度，在目前我们的司法能力和司法条件之下，对打击犯罪不利；其四，增加了国家的诉讼负担，目前刑事司法的经济资源可能难以支持；其五，辩护举证受被告人经济状况影响较大可能使法律在金钱下倾斜，辛普森案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证。当然我也承认你所提到的对抗制诉讼的长处。
左：要注意《决定》保留了职权主义的因素，如不采“起诉一本状主义”，要求移送主要证据复印件的证据目录；不承认法官的完全被动，而赋予法官相当的调查和控制审判的职权。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对抗制可能有的弊端。当然，反过来也可能恰恰因此而致使庭审实务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原状。
龙：是的。然而，由当事人举证和推动诉讼这一对抗制诉讼的基本特征已经存在，因此也就必然要承受它所带来的基本问题。两种诉讼结构可以说是利弊共生，用其长处也必然要承受它的不足，“择优结合”、“用利去弊”的说法虽然动听，但我历来认为有画饼充饥之嫌。
左：即使真的利弊共生，关键还要注意价值观和价值选择。首先要对原体制作一个基本的估价，应当承认它的主要弱点在于忽视了对进入诉讼过程的公民个人的保护，以此为基点，在推进某种民主化改革的同时应当承认某些“必要的丧失”。在这个问题上要注意“大处着眼”，即宏观评估。
龙：我同意这一点。但我想在这个问题上，也应当注意两点，一是要注意中国目前的社会需求。我认为学者和立法者应当有一种“平常心”，或称“老百姓心态”。当随着社会的开放和经济的发展治安问题、反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成为中国社会少数几个最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普通老百姓的反响十分强烈时，我们为了一定的价值需要去采用那种高成本、低效率的诉讼模式，其利弊到底如何衡量。二是注意中国司法制度生长的条件和土壤。如社科院张志铭先生在《法学研究》95年4 期的一篇文章中谈到的，对抗制或以对抗制为主导的诉讼模式改革需要配套建设的事物有太多太多，甚至可以说，中国并不具备实行当事人主义模式的土壤，中国是否可以另辟蹊径，建立一种高度兼容的以职权主义为主、当事人主义为辅的诉讼模式。毕竟真正的职权主义也是一种兼具效率与公正的现代诉讼形式，而我们旧制度的一些弊端并不是职权主义本身所具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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