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权责任的赔偿范围刍议/章建国(5)
最高人民法院在出台该司法解释时也许初衷是为了防止产生空判，即避免判决书中判决数额因加害人的赔偿能力有限而无法实际履行的情形。
但是，该司法解释显然是因噎废食，顾此失彼的。虽然过去确有判决得不到完全履行情形，但是，明确“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赔偿项目却实实在在地维护了绝大多数受害人的利益，使损害和赔偿基本处于一种平衡状态。
因此，该司法解释不利于保护受害人利益，加大受害人的诉讼风险，使弱势群体更弱，因而该司法解释条款属于恶法性质。
（法释〔2012〕21号）对惩治犯罪造成的负面影响。
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犯罪分子所承担的刑事责任应当与其所犯罪行相适应。
同时，量刑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进行客观量刑。
但是，由于（法释〔2012〕21号）没有列举“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赔偿项目，导致受害人担心依法判决时“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得不到法院支持，所以，为了获得应得的赔偿金，就积极谋求民事部分和解。而在协商过程中，加害人掌握了受害人的心理，于是就肆无忌惮地要求受害人出具谅解书。正如加害人所预料的一样，受害人为了获得该赔偿款，只能违心地谅解加害人，甚至违心地要求法院对加害人适用缓刑。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量刑指导意见》，赔偿和被害人的谅解都是重要的从轻情节，被害人出具的要求法院对加害人适用缓刑的申请，更是法官对犯罪分子适用缓刑的重要理由（此点也无形中为法官徇私枉法提供便利）。
结果显而易见：在赔偿数额并没有实际增加的情况下，因被害人的违心谅解和要求对加害人适用缓刑的申请，使得犯罪分子被重罪轻判，且冠冕堂皇。
孔子在几千年前就作出警示世人的发问：“以德报怨，何以报德？”
这一发问告知世人，作恶的人是应当接受惩罚的，否则像东郭先生那样做出无原则仁慈举动，就是姑息养奸，就是支持恶行，就是对善良的残忍。
很多故意犯罪根据其犯罪性质和情节以及对社会的危害性是不应当被谅解的。但是，正是（法释〔2012〕21号）的模糊规定，使受害人陷于不确定风险之中。因此，为了获得应得的赔偿，只能违背自己的意志给予犯罪分子谅解，从而使得犯罪分子被重罪轻判。
这是让被害人多么尴尬和恶心的事情。但是被害人是多么地无奈。
这是绝对影响惩治犯罪效果的，也是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
笔者办理过的一件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判决结果就是一个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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