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司法公正问题的认识与思考（上）/顾培东(3)
从立法环节看。一方面，“宜粗不宜细”的立法取向固然增加了司法的灵活度，但同时也多少影响着司法的严肃性，加之我国立法解释大大滞后，规范资源的缺乏已成为司法活动中常见的现实难题，这就使公正司法失却应有的基准和依据。另一方面，有些立法规定脱离社会实际情况，缺少应有的合理性。总体上看，民事立法规定中所确定的违法、违约成本过低，而某些刑事处罚条款又显得过于严苛。这些立法规定既与社会公众的基本公平正义观相左，也难以在司法中严格施行。由于立法的社会后果往往都是由司法来具体承受的，因此，立法上的这种疏失与偏误进而又转化成司法上某种程度的不公。
从地方政治生态看。在我国现行体制下，法院不仅是地方实现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所不可或缺的力量，同时法院在人、财、物等方面也与地方具有明确的依存关系。在此生态中，地方党政部门往往基于经济发展或维护地方秩序的考虑，对一些个案的处理提出自己的主张和要求，由此可能导致法院对相关案件处理的失当。在一些涉及地方政府实际利益的行政诉讼中，无论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或恰当，政府往往都把自己置于刚性胜诉的地位，由此形成人民群众对政府和司法的双重失望。然而，更为突出的问题是，一些地方党政领导或者基于主观任性，或者受某种利益驱使，利用自己的权力位势，随意向地方法院批转案件材料，直接或间接地表达自己对案件处理的意见与要求。以利益驱动政治权力，又以政治权力影响司法行为，这是当前我国司法乃至政治领域中最为突出的弊病之一，也是为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的政治腐败和司法不公现象。
从社会环境看。一方面，我国是高度重视人脉关系的国度，由亲属、朋友、同乡、同学、战友、上下级等为纽带的人脉关系在包括司法活动在内的一切社会生活中都不同程度地产生影响和作用，这就容易使司法公正的天平发生倾斜；另一方面，我国社会并未经历过长期的规则主义的历练和熏染，中国法治进程客观上超越了西方国家在中世纪以及19世纪中后期规范实证主义主宰的过程。总体上说，从普通社会公众到权力者，规则意识都比较淡漠。“一切皆有可能”成为很多人的生活信条，即便是法律的明确规定，通常也认为可以突破和超越。前述这两个方面在社会腐败风气的进一步作用下，使得法院的司法活动始终处于各种不当利诱和压力的包围之中。并且，随着司法在全社会资源配置、利益界分中的影响和决定作用的不断加大，这些利诱和压力也愈趋增大，由此进一步加大了公正司法的难度。
最后，再从我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看。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特征与司法不公现象的联系，集中体现于两点：其一，与社会快速发展以及社会转型直接相关，无论是导源利益格局调整，还是社会成员利益意识的增强，抑或人们对新型社会交往内容与方式的陌生，这些年各种社会纠纷和社会冲突大量出现并不断增加，人民法院受案量呈逐年上升状态，某些年份且有大幅度上升。及时、有效解决这些纠纷，事实上已超出了人民法院自身的承受能力。在此情况下，案件处理粗糙，部分案件审理时间过长，甚至审判人员厌烦倦怠，客观上难以避免。其二，也是更重要的是，在法院处理的案件中，相当一部分是由于转型过程中社会发展失衡、社会建设滞后、社会管理失误所造成的，并且这些案件往往都潜含着阶层间、群体间基础性的社会对抗。从司法角度技术化地处理这些案件，很难达致较好的效果。一方面，法院的处理结果常常无法满足当事人各方甚至一方的合理诉求。很多具有一定合理性的诉求的满足，需要辅之以其他社会条件，而法院事实上无法提供这些条件。另一方面，法院迫于某些社会压力，有时不得不作出有违法律原则的处理决定（在某些涉诉上访案件的处理中，这种情况尤为突出）。这也意味着法院对这些纠纷的处置，既难以得到当事人甚至相关群体对于“司法公正”的肯定性评价，同时也确实有相当一部分案件的处理结果并不符合公正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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