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论文/常安(10)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在清末民初的宪政世界中，肩负地方自治领导重担的军阀和绅士们，到底能否承担起地方民权伸张、地方治理优化的使命呢？进一步讲，作为其时的政治精英，他们又能否带领中国实现国家统一、救亡图存乃至在中国成功完成建立现代国家体制的“建国”（(state building)“洪业”（GRAND ENTERPRISE）[35]或许这个问题的解读，有助于探析清末民初地方自治虽然一时萧萧但又归于沉寂的宪政命运。
先说军阀，民国初期联省自治的主导者，如陈炯明、赵恒锡、卢永祥、陈树藩、刘湘等地方军阀，虽然今日均暴得恶名，彼此个人品行也良, 莠不齐；但如果说他们个个没, 有任何保境安民的愿望，或者如魏延般天生反骨，恐怕也有失公允。以陈炯明为例，早年曾为同盟会骨干，积极投身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在主政广东期间也积极兴办民政事务；而赵恒锡１９０５年加入同盟会、１９０８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１９１１年任广西新军协统响应武昌起义；卢永祥幼时家贫，11895年考入北洋武备学堂，后成为皖系军阀骨干；可见其中还颇有丰厚革命经历之辈。从整体上来讲，清末民初军人登上中国政治舞台，与其时救亡图存背景下的尚武风潮不无关系；尤其是中国在甲午海战中败于日本之后，不少有识之士的本能反应便是日本以武立国，而中国几千年来深受“无兵文化”侵淫，无举国一致的战争动员，也缺少尚武爱国的军人之魂[36]，因此，其时一方面梁启超、严复等思想巨子纷纷撰文提倡尚武精神、军国主义，另外一方面不少年轻人纷纷有感于救亡图存的危局奔赴军事学堂；如桂系军阀头目白崇禧即是“在辛亥革命刚爆发后,不顾其母的反对而积极参加广西学生军敢死队,即为改变国家积贫积弱局面的初衷,颇受尚武精神影响之故”[37]，及至清末废除科举后大批年轻学子丧失了晋升途径后更是大规模投入新军。可以说，这些军阀们最初不乏“富有爱国心，把军事训练看做振兴中华前提”，并相信军队“为国家近代化提供契机，并使国家摆脱外国控制”[38]；但其在民国初期的实际政治表现又如何呢？1926年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中，已经把军阀视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内应，“军阀主义的混乱和由此而导致的北京政府的软弱，使中国尤其容易遭受外国政治压力和侵略的损害”，军阀们“大规模发行没有价值的通货”“抑制了正常的经济活动和计划、尤其是大规模的工程，因而必定妨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一些省份的军阀强迫种植鸦片以获取暴利导致粮食作物面积减少进而引发大面积灾荒。[39]缘何出现如此大的反差，恐怕就在于军阀们渴望统一，但军阀本身，就意味着不统一和分崩离析，军阀内部派系林立，上下级之间的效忠以私人关系和金钱、利益的恩典为基础，同时也缺乏足够的军纪与军人的荣誉感；也正因为如此，这样的政治力量既不能反击侵蚀中国领土的外敌，也很难实现国家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的有效整合。再加上军阀生存所必须的土地和兵员人口本身，同样是对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现代化的巨大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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