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论文/常安(14)
另外，虽然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无论是相关宪政学说、制度设计一向被认为是舶来品，学界对于清末民初地方自治思想的讨论也常可以作为中国传统地方自治思想、近代地方自治思想、地方自治法治思想之类的区分；但现实的宪政变迁不可能完全遵循为了研究便利的逻辑归类，更不可能与特定的历史空间割裂开来。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空间下，中西、古今，往往是彼此交织的；尤其是具体到地方自治这一宪政实践上，中国传统的乡里制度、地方认同情节，包括黄宗羲、顾炎武等人对于地方治理的理解，都不可能不对近代中国宪政们思考地方自治的制度设计产生影响。[53]特定的宪政变迁往往体现为激烈动荡的变化，但其实早在质变之前，历史就一直是潜滋暗生的，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显然不是一个突发的宪政事件，而是和清代中期以后绿营废弛、地方治理松懈、国家财政困难进而导致地方绅士话语权扩大的大背景有关，[54]如当时的民团兴办所依赖的家族网络，以及太平天国后地方权力体系中以家族、学缘为基础的政、学、商合体，清末地方自治兴办中地方督抚之所以和士绅形成合流对抗中央，显然也不是一时的利益结合，而是基于此前日积月累的权力网络。
所以，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很大程度上远远超出了相关宪政文本呈现的样态，或者朝野同倡地方自治宪政话语的和谐表面，而是表现出非常复杂的面向，这自是由于当时复杂的政治、历史情势使然。本文对于清末民初地方自治背后的国家建构意蕴的挖掘，以及对于其时地方主义与国家建构的内在悖论、地方自治之军绅体制的政治实质等命题的分析，仅是从国家建构的视野出发，对于这一“失败的遗产”之宪政悖论所做的尝试性解读，也仅是以一种整体性分析的方式，来呈现清末民初地方自治和当时特定政治、历史情势之复杂关联的一个侧面。
, 莠不齐；但如果说他们个个没, 有任何保境安民的愿望，或者如魏延般天生反骨，恐怕也有失公允。以陈炯明为例，早年曾为同盟会骨干，积极投身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在主政广东期间也积极兴办民政事务；而赵恒锡１９０５年加入同盟会、１９０８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１９１１年任广西新军协统响应武昌起义；卢永祥幼时家贫，11895年考入北洋武备学堂，后成为皖系军阀骨干；可见其中还颇有丰厚革命经历之辈。从整体上来讲，清末民初军人登上中国政治舞台，与其时救亡图存背景下的尚武风潮不无关系；尤其是中国在甲午海战中败于日本之后，不少有识之士的本能反应便是日本以武立国，而中国几千年来深受“无兵文化”侵淫，无举国一致的战争动员，也缺少尚武爱国的军人之魂[36]，因此，其时一方面梁启超、严复等思想巨子纷纷撰文提倡尚武精神、军国主义，另外一方面不少年轻人纷纷有感于救亡图存的危局奔赴军事学堂；如桂系军阀头目白崇禧即是“在辛亥革命刚爆发后,不顾其母的反对而积极参加广西学生军敢死队,即为改变国家积贫积弱局面的初衷,颇受尚武精神影响之故”[37]，及至清末废除科举后大批年轻学子丧失了晋升途径后更是大规模投入新军。可以说，这些军阀们最初不乏“富有爱国心，把军事训练看做振兴中华前提”，并相信军队“为国家近代化提供契机，并使国家摆脱外国控制”[38]；但其在民国初期的实际政治表现又如何呢？1926年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中，已经把军阀视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内应，“军阀主义的混乱和由此而导致的北京政府的软弱，使中国尤其容易遭受外国政治压力和侵略的损害”，军阀们“大规模发行没有价值的通货”“抑制了正常的经济活动和计划、尤其是大规模的工程，因而必定妨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一些省份的军阀强迫种植鸦片以获取暴利导致粮食作物面积减少进而引发大面积灾荒。[39]缘何出现如此大的反差，恐怕就在于军阀们渴望统一，但军阀本身，就意味着不统一和分崩离析，军阀内部派系林立，上下级之间的效忠以私人关系和金钱、利益的恩典为基础，同时也缺乏足够的军纪与军人的荣誉感；也正因为如此，这样的政治力量既不能反击侵蚀中国领土的外敌，也很难实现国家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的有效整合。再加上军阀生存所必须的土地和兵员人口本身，同样是对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现代化的巨大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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