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论文/常安(6)
上文从国家建构的视角出发，分析了清末民初地方自治中的地方自治被视为宪政之基的宪政工具主义、清末地方自治的官治色彩、民国联省自治本身的“建国”意蕴等问题，以求对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有着一个更为妥帖的理解；但并未解决一个问题，即清末民初地方自治缘何最终成为“失败的遗产”？而要回答这一问题，实际上就要从其时地方自治中地方主义与国家建构的内在悖论、军绅体制这一“谁之自治”之政治实质与宿命等问题谈起，接下来，笔者就将对此进行细述。
三、 地方主义与国家建构：清末民初地方自治的内在悖论
清末民初地方自治的相关主张与实践，尤其是民初联省自治的宪政实践，本身不失为一种国家建构的方案或者蓝图，但这种方案或蓝图缘何沦为“失败的遗产”，恐怕和地方自治尤其是联省自治背后滥觞的地方主义思潮与国家建构的复杂关系有关，甚至可以说，正是这种地方主义与国家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构成了清末民初地方自治风潮中始终无法克服的内在悖论。
清末民初地方自治的主张与实践，充溢着直白、无忌的地方主义观念。如前文所引的欧榘甲《新广东》一文，就直言不讳的宣称：“广东者，广东人之广东也，广东人其力行，广东于是乎自立，为各省倡，为南部独立国与万国并”[22] ，且认为广东有其他省所无法比拟的人才、财力、地势、人口等优势；广东如此，其他省也自不甘人后，如新浙江、新云南、新河南等，莫不鼓吹本省优于他省之观念。可以说，这种地方主义的观念，在清末民初的宪政实践中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从洋务运动时期地方率先兴办实业、到戊戌维新时期各种地方学会的建立，一直到辛亥革命时期无论是康梁保皇派内部还是同盟会团体内部由于省籍意识而导致的不合与争斗[23]，一直到民初联省自治时期以“本省人办本省之事”拒绝中央政府对于省行政长官的任命，均可见这种地方主义的影响。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联省自治的重头戏浙江省宪中，把持浙江军政实权的军阀卢永祥，为了获得“本省人办本省之事”之合法性确认，自认原籍浙江，与宁波大姓卢姓家族联系，并取得族谱之资格，以符合“浙人治浙”的原则，甚至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掌握国民党军政大权的蒋介石，仍然为国民党内粤籍大佬们的盘根错节而烦闷不已。[24]
这种“自立”说或者“省籍意识”所体现的地方主义，尽管并非脱离中国而独立，而是先图一省自治然后联合以实现宪政，而且地方认同与国家认同很多时候并非截然对立；但在清末民初，这种过强的地方主义意识实际上确实损害到了中央权威和国家认同。而国家建构在思想文化意义上来讲，其核心就在于国家认同，尤其是考虑到清末民初中国从古典王朝到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转型之路刚刚开始国家认同尚显脆弱的历史背景，这种地方主义与国家建构之间的内在悖论就更值得玩味。
总共22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上一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