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刑法语言风格的思考/汪斌
纵观人类立法史，立法语言风格的选择并未遵循统一的标准，但总体可分为两类，即专业化立法语言（以下简称专业语言）和大众化立法语言（以下简称大众语言）。以大陆法系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最具典型代表意义的两部民法典——1804年《法国民法典》和1896年《德国民法典》为例，二者虽都属于大陆法系的民法，但是在语言风格上迥异。《法国民法典》选择大众语言风格，以其浅显易懂、生动明快而广受后人赞誉，犹如一部出色的法国文学作品。与之相对应，《德国民法典》选择的是专业化语言风格，以概念细致精密、用语严格准确而著称于世。这两部法典虽表述风格迥异，但都受到世人的赞誉。
刑法立法也面临对语言风格的选择。刑法既是裁判规范，又是行为规范。作为裁判规范，其适用主体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法官等职业司法人员，他们对刑法的理解具有专业性。专业人员要求刑法立法语言更能体现专业性，便于专业人员操作。但刑法作为行为规范，其适用对象是普通民众，他们大都没有受过专业的法律训练，对法律的理解多停留在浅显的字面意义上，因此，民众要求刑法立法语言应当通俗、平易、大众化。刑法立法语言究竟如何选择，既是立法技术问题，也是对立法者智慧的考量。
无论是专业语言还是大众语言，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专业语言在刑法立法中的存在主要有以下理由：第一，刑法的法律属性决定了某些刑事法律规范的表述应使用专业语言。在诸多的刑事法律规范中，就存在这样一些必须通过概括、总结而形成的内容，这些规范是无法通过大众自发形成的，而只能以专业语言的方式表述出来。第二，为了尽可能全面表达民众意志，刑法规范也必须依靠专业的法律语言来表述。第三，在刑法中尽可能地采用专业语言，对刑法功能的实现具有推动作用。当某一用语在日常用语中存在含义上的多义性时，用专业语言表达便更严谨和规范，避免产生歧义。第四，专业语言的应用可以减少法律规范中的非理性因素。刑法术语能理性地表达某一宗旨或者客观地描述某一行为特征，尽可能少地带有感情色彩。可见，立法中的专业语言具有精确性、严格性特征，因而备受一些学者青睐，这也是专业语言存在的优点和最主要的理由。
专业语言并非完美无缺，它也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大量的专业语言不利于实现刑法保障人权的功能。刑法不是单纯惩罚的工具。如果将刑法的功能界定为单纯打击犯罪的工具，则完全可以无视普通民众对刑法的理解，因为对犯罪人进行惩罚的权力是由司法人员实施的，他们对法律的理解将决定犯罪人的命运。但现代刑法的功能除了惩罚犯罪外，同样也是人权保障的重要法律依据，即刑法具有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功能。对人权的保护必然要求对国家刑罚权加以限制。对国家刑罚权的限制，主要是通过罪刑法定原则得以体现的，即对于什么行为是犯罪，对各种犯罪行为给予何种处罚均由刑法作出明文规定。这种明文规定不仅针对司法者，也针对一般大众——包括犯罪人和未犯罪的民众。对犯罪人来说，了解刑法的规定将对自己行为后果有明确的预期，可以防止因司法者错误裁判而侵犯自己的合法权益；对正确的裁判服判息诉，减少司法成本。对一般大众来说，了解刑法的规定，将此作为自己行为的最低标准，远离刑法的“高压线”。大众知晓刑法，既可防止因不懂刑法的规定而畏首畏尾，导致权利萎缩，又可在他人侵犯自己合法权益的犯罪行为发生后及时行使救济权。如果连自己行为是否为刑法所禁止都不懂，人们是很难利用刑法来保护自己，那么人权保护的功能将会严重削弱。第二，大量的专业语言与罪刑法定原则相背离。作为罪刑法定原则的派生原则之一的明确性原则，要求立法者必须具体地并且明确地规定刑罚法规，以便预先告知人们成为可罚对象的行为，使国民能够预测自己的行为，并限制司法人员适用刑法的恣意性。如果大量的专业语言充斥刑法典中，只能增加刑法的神秘感，加大社会大众对刑法的距离，徒增更多的刑法法盲。如果刑法条文不为民众理解，罪刑法定则无立足的基础。第三，大量专业语言不利于刑法规范指引作用的发挥，从而不利于预防犯罪功能的实现。刑法的高度术语化，导致公民对刑法内容理解困难，从而难以按照刑法规范要求指引自己的行为，缺乏对自身行为的正确评价，很难正确判断自己的行为是否犯罪。由此导致，要么因此而谨小慎微，缩手缩脚，甚至连合法的权利也不敢行使，导致“人权萎缩”；要么以身试法尚不自知。这两种结果都是与现代法治精神相违背的。第四，大量专业语言的存在会导致司法成本的增加。刑法中的专业语言必然需要进行解释，解释的结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解释者的修养，如果司法者素质不统一，这就会出现不同的解释者对同一语词形成不同的解释结论的现象。而且，即便判决是正确的，当事人也可能抱着侥幸心理继续上诉、申诉。导致诉讼成本的增加。对抽象的、专业化的专业语言适用于形形色色的个案，往往需要进行解释，法律解释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当事人参加诉讼，因为对刑法条文内容的不了解，因而不得不依赖于专业的律师，徒增当事人的诉讼成本。最后，专业语言充斥刑法，将导致刑法成为“专家法”，形成专业人士对刑法的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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