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网络隐私权的刑法保护问题/崔彬松(5)
一是总的来看，现行刑法在保护公民网络隐私权方面的规定零散，没有形成相对独立的体系。虽然对较常见的侵害网络隐私权犯罪作了规定，但是与世界各主要国家关于网络隐私权犯罪的规定相比，仍然显得我国刑事立法明显滞后，主要体现在立法体例不合理。
二是从刑法已经规定的三个罪名来看，其构成要件缺乏科学性。主要体现在:
（1）犯罪对象调整范围不广。如非法提供个人信息罪、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罪，对“个人信息”所应包括的范围，刑法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而一些国家规定网络隐私权犯罪的对象，除了狭义的个人数据外，还包括个人私事、个人领域，有助于对网络隐私权犯罪的定性。
（2）犯罪情节必须达到程度严重。从刑法规定的这三个罪名来看，刑法修正案（七）明文规定必须是情节严重，才能构成犯罪。 但是国外刑法理论认为，一旦秘密披露或者公开，就不成为秘密，势必给他造成无法补救的损失。
（3）刑事责任的追诉不合理。我国刑法中虽然有告诉制度，但是与网络隐私权有关的三个罪名却没有列入其中。而国外对有些侵害网络隐私权犯罪是实行的亲告制度，主要是考虑到与刑法中的其他犯罪相比，部分网络隐私权犯罪所侵犯的是较轻微的个人法益，而且如果由司法机关追诉，可能使个人秘密更为公开，对被害人不利。
（4）法定刑的设置不合理。我国刑法对非法提供个人信息罪、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罪规定的法定刑只有一档，即“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而未对情节特别严重的量刑作出相应规定。涉及网络隐私权的法定刑过于单一，无法起到真正遏制和打击侵害网络隐私权犯罪的效果。
三是罪名欠缺。刑法规定的以上三种罪名，实际只是对侵害公民个人数据、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规制，但是对其他一些严重侵害公民网络隐私的行为，无法用刑法进行调整。
四、网络隐私权刑法保护的完善
（一）调整网络隐私权犯罪在刑法中的体系
目前我国刑法对网络隐私权的规定是相当零散和混乱的。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属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属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体系的混乱，导致刑法条文设计上的混乱与不合理，造成了刑法适用上的困难，削弱了对个人隐私权的保护，从而使对网络隐私权的保护非常不利。例如，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虽然涉及到对计算机信息系统中的个人数据进行保护，但是由于该条文是规定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当中，因此该条文重点保护的是网络安全、社会公共利益，而对个人数据的保护只是顺带的，网络隐私权并不是该条款保护的重点，因此该条文对个人数据的保护规定不够全面，制度设计不够合理。再如，由于刑法不承认对个人隐私权的保护，因此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只能规定在刑法第253条之下，而无法独立为一个罪名，而且刑法第253条被归入到侵犯民主权利罪当中。这样一来，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也变成了对个人民主权利的保护，而不是对个人人身权利的保护，这样的制度设计是相当混乱、不合理的，而且令刑法第253条下的三款之间无法协调、兼容，也使其与其他条文之间存在逻辑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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