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民法典中的和解合同/周建华(3)
和解合同的范围自身就是一个公共秩序性质的问题。在商事领域中，和解合同的范围比较宽广，几乎不受限制，除非有特别规定。然而，在民事领域中，和解合同的范围受到的限制比较多。[7]例如，禁止就涉及身份权的事项（亲子关系、离婚或同居关系的解除、国籍）进行和解，但是因身份权产生的金钱方面的利益除外。下列情形下涉及家庭财产处理的和解合同无效：侵犯继承保留份额的；在法律禁止的范围之内试图替代委托遗赠的受益人的；掩盖因无能力接受捐赠的绝对无效事由；试图使因形式欠缺而归之无效的赠与生效的；涉及法律禁止的关于未来遗产分割的协议。在债权和物权方面，和解合同在下列情形下处于无效：以赌博债务为标的的；标的在于约定公务员职位转让的价格的；提前放弃追究他人责任的诉权的；要求受害人的损害赔偿必须在和解签订之日评估的，等等。在社会法（droit social）领域中（包括劳动法、租约法、保险法、消费法），鉴于当事人力量的不平等，判例对于和解合同的适用给予更多的关注，目的在于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以劳动法为例，劳动者一方只能就他被解雇后的后果进行和解；因此，劳资双方的和解合同只能在劳动合同终止之后或者劳动者收到解雇信之后签订，之前签订的和解合同将因违反公共秩序导致绝对无效。和解合同的适用范围由于法官对公共秩序原则的解释过于宽泛而显得有些狭窄；因此，其适用范围中的公共秩序原则到底应如何界定，也是那些致力于推广和解的学者们讨论的一个重点。
（三）和解的目的在于预防或解决实在的争议
与古罗马法不同，《法国民法典》中的和解合同，不仅用于解决争议，而且被当事人用以消除他们法律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即使还没有出现任何实质性的争议）。这种扩张后的争议范围广泛被罗马一日耳曼法系国家采用。那么，如何判断当事人签订的和解合同是以争议的存在而展开的？这个问题在司法程序中的和解容易得到解决。在司法程序启动之后，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已经现实地呈现出来，和解的标的自然容易判断。司法程序外进行的和解需根据法律事实和法律行为区别对待。关于法律事实，如被害人和肇事人或保险人之间就伤害事实所产生的分歧即“争议”。关于法律行为，需要考虑和解合同介入的时间。例如，在买卖合同的谈判过程中，双方就合同标的的有关事项（如价格）存在分歧，这种分歧不能定为“争议”；因为这时合同未签订，没有产生任何权利，也不能产生任何诉讼（先合同义务除外）。如果双方最后就此达成协议，此协议并非和解合同，而是买卖合同。如果在合同的执行过程中，双方的矛盾意见就有可能产生一个真正的争议，成为和解合同的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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