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民法典中的和解合同/周建华(5)
二、和解合同的法律效力
“相互让步”不是和解合同的成立条件，而只是一个资格条件。因此“相互让步”的欠缺只不过是使合同丧失成为和解合同的特征，但仍保留其作为一般合同的特征。这时就涉及和解合同与一般合同的一个重要区别，即两者的法律效力不同。当事人为什么要就争议作出相互的让步成立和解合同；此举就是在于追求法律规定的和解合同的特殊效力。从合同效力的引申来看，和解合同具有合同的强制效力。当事人应当遵守他们之间签订的和解合同；否则，他们将承担合同约定的相关义务。然而，标的的特殊性决定其效力不同于一般合同。根据《法国民法典》第2052条规定，和解合同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终极的既判力（1’autorité de la chose jugee en dernier ressort）。根据既判力的理论，对于和解合同处理的争议标的，法官将没有权力再予以处理。法官权力受限制的前提是：同一标的、同一原因、同一当事人。和解结束纠纷时便排除当事人就和解标的的起诉权。如果一方当事人通过司法途径反对和解的既判力，她将面对依据既判力抗辩的同样条件和特征提出的和解抗辩（exception de transaction）。和解抗辩在任何情形下可导致诉讼的不予受理（fin de non-recevoir）。
有学者如此解释《法国民法典》为什么对和解合同使用“既判力”的字眼：民法典第2052条对于和解合同效力的规定，不是来自纠纷事实的真实，而是来自当事人约定不求助于诉讼的合同义务所产生的强制力；该条意味着当事人之间可以最终确定他们各自权利的状况，这种“确定”相当于裁判的效力，所以立法者采取“既判力”的说法。[11]和解合同的效力本质源于合同效力，即双方当事人接受合同义务产生的约束力，并非如判决中“法律事实”产生的效力；如此，和解合同的既判力显然与判决的既判力从根源上是不同的。于是，其他法国学者对于民法典采取的和解合同“既判力”说法提出各种质疑，认为此说法不准确，容易在司法裁判依附的真实推定和既判力抗辩产生的遵守技术方面导致混乱。[12]他们提出：首先，“终极”（dernier ressort）一词的使用不恰当，因为从字面上看，意味着和解只能依据向最高法院申请再审程序（pourvoi en cassation）提起，而事实上是和解只能依据针对合同无效的有关法律途径启动。其次，此处的“既判力”也不等同于司法判决的既判力的传统概念，只包含后者的部分解释。根据相关判例，和解的既判力不能由法官依职权主动提出，只能由一方当事人在第一审程序或上诉程序中提出；也不能在最高法院启动的再审程序中提出。而且，“当事人之间的和解协议不能阻碍欧盟成员国对当事人就该纠纷作出的判决的效力”。[13]根据欧盟法的规定，和解合同在欧盟成员国法院的承认中只具有等同于认证文书的效力。有鉴于此，有学者提出将第2052条中的“终极的既判力”改为“协商事项的效力”或“合同的协商效力”（l’ autorite de lachose convenue ou contractee），以从字面上直接区别于法院裁判的既判力效力。[14]和解合同的取得介于合同法和程序法之间的特殊效力；基于此效力，和解合同呈现出一种混合性质—“起源上的合同性质，效力上的裁判性质”。[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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