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由体制”和“体制由我”/fazhi1234(2)
董事长可以坐在舒适的办公室处理公司事务，而技术工人可以在脏累的车间辛苦劳作，如果两者均自我实现，那么他们就都是快乐的，尽管工作环境、内容和权限有很大不同。相反，如果董事长不断的对一线工人指手划脚，以致于工人无所适从成为附属，如果工人不能自我实现，只剩下董事长的自我实现，那么，这一体制就存有弊端。如果能压缩董事长自我实现空间，保障一线工人正常的自我实现，这一体制将改良。所有元素的自我实现是体制健康的基本要求。
在不同级别的组织机构之间也存在这个关系。比如上级行政机关与下级行政机关构成的行政体制中，如果上级行政机关太强，以致于影响和制约了下级行政机关的自我实现，就会出现下级成为上级的附属。从而体制呆板，没有活性和创造力，处于病态。如果上下级都能充分自我实现，整个国家行政体就是一个健康的体制。
在法院系统也是如此。从最高院到最基层人民法院每一级法院都是法院系统上的一个元素。这一系统是否健康要考察每一个元素的自我实现。如果只是上级法院发号司令，下级法院只需要服从，或者说上级法院自我实现能力超好，以致于下级法院成为附属，体制应界定为不良。比如，一审法院案件审理过程中向二审法院请示案件的处理，然后按照二审的指示处结。在这里一审法院的自我实现被削弱，案件本该由其自行审判不应由二审法院做出指示。但是基于上下级法院以及办案法官个人利害等因素的制约，使一审成为二审的附属，上下级法院的这种关系应界定为体制弊病。因为它缺少一审法院的自我实现，尽管请示也是其“情愿”。
在体制内不同元素的权限定然有异，但它们自我实现的需求并无差异。下级法院本就受制于上级法院，但是他们完全可以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自我实现并快乐着。否则，就是一个失衡有病需要改变的体制。
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应当是自上而下所有元素的自我实现。不仅仅是各级法院机关，而且应当是从最高院首席大法官到最基层法院最一线的审判员，体制应创造条件让他们自我实现。各级法院所有法官的自我实现是司法体制健康的基本要求，司法体制的健康也必能促进前者的自我实现。
如果在我们的审判体制上只少数人能够很好的自我实现，大多数人则成为附属，没有自我，不能发挥正常的功能，那么这就是一个需要改变的体制。我之追求正是体制上所有元素的自我实现，尽管他们各有自己不同的权限和功能，而这正好能促进体制之健康。
我由体制是元素对体制的服从，体制由我是元素的自我实现。所有元素的自我实现是体制健康的基本要求。而健康的体制又为所有元素的自我实现创造了条件。评价一个体制就要看是不是体制上所有元素均自我实现。如果体制有弊端，改进一个体制也是为了促进体制上所有元素的自我实现。如果所有元素均自我实现，体制就将均衡健康没有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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