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同性婚姻的民法地位/李霞(4)
第三，考察婚姻的形式，不难发现。婚姻的形式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发展变迁的过程中。古代的掠夺婚、买卖婚、交换婚、劳改婚、赠与婚、收继婚、聘娶婚，摩挲族至今仍在实行的走婚，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无疑是得到主流道德认同的。因为在不同的经济、社会、文化条件中，婚姻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在自然环境恶劣、生产工具落后、劳动力低下的生活条件下，个人对婚姻自由的选择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经济条件的制约。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人类对婚姻的选择逐渐地从物质条件中解放出来；随着人类思想的不断进步，人们对婚姻的观念在不断发生变化，婚姻的概念也在这一过程中与时俱进。人类开始更多的关注非物质的需求，包括心理上的需求、情感上的需求、生理上需求和生活上的需求，而这些需求都必须通过共同生活的婚姻形式才能实现。既然同性恋者也是人，也同样需要家庭生活。从传统上婚姻都是异性的组合来反对，理由是不充分的，而以“法律上如此规定”来做论证只是借用了法律背后国家的强制力，在法理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法律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是保障人的基本自由和权利，尽管同性恋者仅仅是社会的少数群体，仍然应当享有作为人应当享有的基本自由和权利，婚姻自由是各国宪法保障的一项基本权利，对于这项权利任何人应当平等的享有，包括同性恋者。因此，法律仅将婚姻自由授予异性恋者而限制同性恋者是不平等的。对于权利的限制必须具有正当的理由，即存在危害公共利益时。如果以性倾向为标准对人进行分类，异性恋者享有婚姻权可以追求幸福却排斥同性恋实现婚姻自由权，立法必须对这种分类的妥当性进行证成。
有论者担心子女长期与同性恋者相处，其身体、情绪会被严重影响，甚至有可能使子女产生同性恋倾向。这种担心也是缺乏实证分析的。有研究表明，同性恋家庭中成长的子女，与异性恋家庭中成长的子女，在心理发展上并无重大区别［12］。有学者将40名分别由同性恋与异性恋母亲抚养的子女加以比较，没有证据表明母亲为同性恋一组的子女有性别错乱、增加同性恋倾向或感情发展的困难。［13］况且，对于为什么异性恋的父母育出的子女有同性恋倾向，这一疑问至今没有明确的令人信服的解释。退一步说，即使同性恋家庭对孩子的成长不利，如果以此为理由就断然否定同性恋者的婚姻权，就未免有因噎废食的嫌疑了。是否有权收养子女与是否保护同性婚姻是两个命题，二者分别有不同的适用规则。
第四，同性恋不违反法律。我国宪法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民法通则》第10条规定：“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民法通则》第103条规定：“公民享有婚姻自主权，禁止买卖、包办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平等权是每个人都享有的重要权利，保障公民的平等权是每个国家政府的义务。先有权利的诉求，然后才有权利的保护。 同性恋公民和异性恋公民享有平等的婚姻自由，只要不违背公序良俗和社会公共利益，应在法律上保障同性恋者的婚姻自由。现在所缺失的是在具体婚姻家庭法立法层面保障这些基本原则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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